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孔门优秀的人才很多，其中最善于经商的人才是子贡。他“亿则屡中”，富甲一方，是春秋时期与范蠡齐名的大商人，开创了”义利合一”的儒商传统，被民间供奉为财神。
“善货殖”的子贡有次请教孔子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君子”。原文是这样的：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君子历来有两说，一指地位高的人，也就是从政者；二来指人品道德好的人。这里的“君子”不论是所指执政者还是人格高尚的人，并不影响对后面句子的理解，这个问题因此可以不用纠结。后一句，才是此章的重点。
什么是君子呢，孔子给的答复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传统的解释是——“在说之前先去实行，然后再按做的去说。”这就是君子了。按照这个解释，意思就是“先做后说”才能称为君子，“先说后做”的就不能是君子了，是什么，想去吧。
这个论断让人感到有些怪怪的，若以此说，刺秦义士荆轲的个人品质就值得怀疑，因为在刺秦出发前，荆轲也是慷概陈词表了必死的决心的，而这还没付诸实施就先说出来不就是“先说再了。以此推论，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也不能称为君子，奉旨西行联络大月氏前，张骞也一定是提交过计划书和立过军令状之类的，不然那么多应募的人中，为何独他面试成功被汉武帝赋予重任。没有计划不表忠心显然是不行的，把一干人马连同货物交予你手上，这一路西行可不是去观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行人自然也不是驴友去穿越青藏线的，因其肩负了一个特殊任务，总要让大家看到你的决心才行。从情理上去看，这一种解释就很值得怀疑。
还有第二个疑点，从语句上再来看。按照这个解释“在说之前先去实行，然后再按做的去说”，若原句真是这个意思的话，那就太啰嗦，失之简洁了。因为这个解释的前半句“在说之前先去实行”本身就包含了说与做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前做在后”，而之所以出现这个谬误，是因为对原句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也就是说原句本义并非这个解读的意思。
大概自从朱熹开始，关于这句话的解读基本上就定型了，后世也采用了这一传统的解释，实际上这句话的本义并不难理解，“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是说：“先说（构想、方案、方针），然后再按所说的去做。”这样去理解，原句的“而后从之”就有了安放，就不会显得多余，“从之”的“之”是代词，代指“其言”，从的主语是“行”，也就是“行如其言”，按所说的认真去做，不要打折扣。由于受到孔子不喜夸夸其谈和提倡谨言敏行观点的影响，后世注家在注解这一章时，都不太敢往“先说后做”这一观点上靠拢，为了寻求与《论语》中其它章节的思想旨要整体对接，转而无一例外的采取了上面传统的这一解释，遗憾的是这也与本意正好背道而驰。
传统解释所依据的《论语》中提倡要少说多做的章节比较多，下面列举几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曰：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宪问》
也许正是因为《论语》中多次出现轻言重行的章节，更让人坚定了“先做后说”，而不是“先说后做”的这一结论。只是，孔子虽对夸夸其谈的巧言令色的人不怎么感冒，也比较喜欢务实的人，可这并不代表孔子不接受“先说再做”的这一观点啊，这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一起来看看列出的这三章都在说些什么：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讲的是谨言敏行，谨言不是不可以说，而是想好了再去说，这与“先说再做”并没有冲突。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古人的话不轻易说出口，是耻于自己做不到。”这就讲的更明白了，这句话的观点也并非主张不说，而是以说了却做不到为耻，而这又怎么可以看做是孔子不倡导“先说后做”呢？与上面这句语义相同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同样是在说“以讲的多做到的少为耻”，这不但不能看做是排斥“先说后做”的论据，反而更像是针对“先说后做”之后而言的——说的话要践行，如果做不到才是真的羞耻。
由此不难看出，孔子不曾有过不同意“先说后做”的点滴言论，甚至孔子并不看低一个人演说能力的重要价值，他所真正排斥的只是言之无物却又心怀不轨的那种人，千万不要会错了他老人家的本意。实际中，一个人口才出色能有什么不好，演说能力也是做事的必备技能，那个因在课堂上睡觉被孔子痛骂的弟子宰予，虽然经常顶撞孔老师，可因其出众善于辞辩的口才，不是一样得到孔子的认可了么，排在子贡之上位列孔门十哲的言语科，这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
“先说后做”并不是一个新生现象，在古代议事的朝堂上，这种现象已是普遍的存在。试想一下，有哪一个治国理政纲领不是在众人商议的言说中规划出来的，也因有了具体方案和蓝图，在实施过程中才便于监督和控制，才能按照所说的高质量推行，不太容易打折扣糊弄人，那说出去的话民众可都是记着呢，比起闷着头“先做后说”来说，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自宋始就已固化成为民族思维的这一“先做后说”讲法，对国人性格与精神面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至此国人灵魂中就少了些活脱脱的生命气象，士人身上便多了一些谨慎刻板的精神特征，到了明清，这种特征就更明显了。发展到后来，已经不再是什么时候说，而是什么时候都不能说、不敢说，亦步亦趋转化成了只会弯着腰低着眉，时不时还要扑通跪下砰砰砰再磕几个头的提线木偶，弘道的说辞虽然还会挂在酸儒腐儒的嘴上，可狗操猪的味道老远就能闻到，稀里糊涂给人一种精神恍惚的感觉。
一个不能发声、不敢发声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大清的教训已经很深刻了，不消再说些什么。
取自书稿《论语心语》中的章节，有删减， 请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我的公众号：guoxuexinyu，感谢默默打赏、转发、点赞的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