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敬亭说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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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筱文韵】
文/沁绿筱
热播剧《都挺好》已于3月25日完美收官，此剧故事发生于苏州，剧里就时常有苏大强和好友老聂结伴去评弹馆听评弹的场景，临近尾声时更有苏明玉、石天冬陪苏大强在评弹馆听评弹的其乐融融的情景。那么，剧里频频出现的苏州评弹，究竟是怎样的中华国粹呢？
一、评弹界的祖师爷
评弹艺人把吴泰伯作为祖师爷，又称其为“三皇祖师”。
据《史记》记载，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虞仲，小儿子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叫昌。一日，周太王对三个儿子说家里会有个王者出现，这个王大概就是他的孙子昌。因当时王位是父死子继，故周太王言下之意便是要把王位传给季历，将来再由季历传给昌。于是泰伯和虞仲就离开了当时的都城，来到了当时被称为“南蛮之地”的吴地。泰伯入乡随俗，身上刺了花纹，头发亦剪短了，表示要扎根在吴地，永不再回中原。
周朝建立后，吴地是泰伯的封地。泰伯经常坐着一种名唤“凤辇”的手推车，在吴地人群集中的地方以讲历史、说故事的通俗方式向人们宣传周朝的德政，并颂扬祖先们的英雄业绩，为巩固当时周王朝的天下尽心尽力。后来，评弹艺人就把书场称为“辇地”，把书场老板称为“辇地生”。
评弹界尊泰伯为祖师爷，每逢三皇祖师的两个生日（正月二十四和十月初八），书场中一律停演。在苏州和上海等地，艺人们会在正堂挂起三皇祖师的画像，焚香点烛，进行公祭，缅怀祖师，祈求保佑演出顺利。
评弹艺人尊吴泰伯为祖师，原因大致有三：他有开化三吴的功德和三让王位给子侄的美德；评弹艺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评弹是由讲历史和说故事发展而来的。
二、苏州评弹的蓬勃发展期
明末清初，有鱼米之乡之称的苏州物产丰富，已然出现了早期的商品经济。至乾隆时期，扬州、苏州、南京、杭州等都已然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苏州已然是“郡城之户，十万烟火”的商业都市。
工商业繁荣，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市民阶层已然出现，这无疑是彼时苏州评弹兴起的物质基础。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要求提高。在明清时期，我国的情节性艺术已然相当成熟，这是市井艺术生活的集中表现形式，极好地表达了城乡居民的思想情绪。
其实，弹词早在宋代就已初露端倪，当时的弹词被称为“盲词”。一些盲人白天算命，晚上弹唱。然此时的弹词只可算作评弹的萌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弹词。宋代以前关于盲人弹唱的记载很少，最早的盲人表演者是陶真，但也有陶真乃当时艺术表现形式名称的说法。从“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可知，当时的听众大都是社会底层百姓。
至明代，评弹是大众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不但成为节日里“百戏”之一，而且亦是百姓日常休闲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明清演义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对后起的苏州评弹有直接的影响。《西游补》、《二十一史弹词》等作品已然出现了文人创作的痕迹，这不仅大大提高了评弹艺术的创作水准，而且使评弹艺术得以在社会各阶层传播。《红楼梦》第五十四回有元宵节家宴后两个女先儿唱弹词的情节，此情节即该风俗在小说里的反映。评弹艺术在清初良好的商业环境中蓬勃发展了。
三、明清时期著名的评弹艺术家
明清时期的评弹艺术家颇富传奇色彩。这一时期的评弹艺术家，有莫后光、柳敬亭、王周士等。这里便详细说一说与莫后光有过师徒佳话的柳敬亭。柳敬亭到过苏州，对苏州评弹有深远影响，又死于苏州，故而被评弹界尊为评弹先辈。
柳敬亭生于泰州，原姓曹，名永昌，字葵宇。15岁时，因为蛮横凶悍，触犯刑法，当处死刑，后来由泰州府尹李三才为其开脱而流落在外，后改姓柳，逃到盱眙城里，给人们说书。当时柳敬亭说书已小有名气，很受当地人欢迎。后来柳敬亭在云间（今上海松江）遇到说书的莫后光，被莫后光的说书境界震撼，故而拜莫后光为师。莫后光告诉柳敬亭，说书虽是低微技艺，但也必须勾画出人物的性格情态，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要似春秋时楚国优孟那般以隐言和唱歌讽谏，而后才能达到目的。
柳敬亭聚精会神，专心致志，用心练习，反复推求。一个月后，莫后光认为他说书已能使人欢悦；又过了一个月，莫后光认为他说书已能使人慨叹；又过了一个月，莫后光认为他说书已能使听众不能自已。因之，柳敬亭就到扬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去说书，名声显扬于达官贵人之中。在豪华大厅的集会之上，在悠闲亭榭的独坐之中，人们争着请柳敬亭表演技艺，个个心满意足、欢欣雀跃。
柳敬亭擅说《西汉》、《三国》、《隋唐》、《精忠传》、《水浒》等。尤其在说景阳冈武松打虎时，他细致入微而又干脆利落。说到关键处，大呼叫喊，声音震得房屋好似要崩塌一般。他说武松到酒店买酒，店内没有人，武松猛然一吼，店中空缸空坛都嗡嗡作响。柳敬亭着力演绎一般人不甚注意的情节，细致到这般程度。
柳敬亭说书时，要求听书人静静坐着，集中注意力听他说；稍微看到听众窃窃私语抑或打哈欠伸懒腰的样子，他就不再说下去。每到半夜，旁人抹干净桌子，剪好灯芯，静静地送茶给他后，他就入情入理、入筋入骨地说起来，声音或快或慢，或轻或重，或断或续，或高或低。
四、近现代时期的苏州评弹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苏州评弹盛行的地区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前沿地带，战乱和社会的不安定导致农村经济衰落，民族工商业难以发展，评弹活动在这种局势下发展缓慢。
与江苏毗邻的上海在开埠以后，反而迎来了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方列强纷纷设立租界，外商也逐渐于上海寻找商机，这在无形中成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动力。苏州经济没落，上海崛起，评弹艺人为了生计纷纷来到上海。此时期，上海逐渐成为苏州评弹的中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弹进入鼎盛时期。一些评弹艺人对传统的书目进行加工，如弹唱《珍珠塔》的沈俭安、薛筱卿，配合默契，各自发展成独特的流派唱腔沈调与薛调，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塔王”。与此同时，一些艺人积极编演新的书目。如杨振雄根据传奇剧本及其他史料改编的长篇弹词《长生殿》，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和唐朝的兴衰故事。又如根据小说或社会实事等编写的近现代题材的书目，如朱耀祥、赵稼秋弹唱的《啼笑因缘》，范雪君弹唱的《秋海棠》，分别根据张恨水和秦瘦鸥所写的小说改编。而像评话《山东马永贞》、弹词《枪毙阎瑞生》等，则都是根据发生在上海的社会新闻编写的。这类近现代题材的书目较贴近生活，颇易引起听众共鸣，故而当时也较受欢迎。
评弹的演出样式也有许多创新和发展。昔日评弹一般是一人坐唱的单档，三四十年代双档演出形式崛起，伊始只有男双档，后来出现了男女双档和女双档。双档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弹唱方面也使音色、伴奏更为丰富多彩。在演出形式方面，突破了一档独做的方式，更多采用评话、弹词相间的三四档同场演出的花式场子，以契合都市听众的多种品味。三四十年代，评弹还大胆吸收了昆曲、京剧、电影、话剧、歌曲等艺术的精华。艺术手法除说、噱、弹、唱之外，还适当增强了“演”的成分。如范雪君在弹唱《秋海棠》时借鉴电影艺术，引进了“国语”和流行歌曲，别开生面。
弹词流派唱腔也是蓬勃发展的。昔日弹词的唱腔主要是书调、陈调、俞调、马调等。至三四十年代，一些有创造意识的艺人结合所演书目的内容、人物和艺人自身的条件，又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唱腔。如蒋月泉所创的蒋调，是在乃师周玉泉周调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蒋调吸收了京剧老生余派、杨派唱腔的因素，行腔上加了若干装饰音，其旋律浑厚婉转，韵味浓郁醇厚，演唱时用本嗓，呈现出一种雍容华美的风格。蒋调于30年代后期形成，受到听众欢迎，蒋调开篇《刀会》、《杜十娘》、《宝玉夜探》等颇受欢迎。蒋调遂成为最常用、流行最广的弹词曲调。
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苏州评弹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州评弹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
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评弹这个行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贱业”，很多评弹艺人生活颇为艰难。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评弹则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事业的一部分，评弹演员成为文艺工作者。评弹事业和评弹艺人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评弹演员作为评弹事业的主人，根据党和政府的号召，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沿着文艺方针，推进了评弹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反映新生活，宣传新思想，创作改编新书目，演出长篇较为困难，故而短作品是演新书的热潮。1952年，从治理淮河工地回到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的演员集体创作演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始称中篇。此后，五六十年代，苏州及其他城市的评弹团也都有中篇作品。
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长篇现代书，是评弹书目历史上的华丽篇章，有一部分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还演出过。然而演出时间不长，大多只演了二三年、四五年，艺术水平不高。而“文革”时期，由于受到当时思想片面的影响，此时期并未产生有价值的作品，评弹艺术的创作乏善可陈。粉碎“四人帮”后的8个月，陈云同志在杭州征得中央文化部同意，召开了一次评弹座谈会，会后发表了《评弹座谈会纪要》，指明了评弹方向。1979年11月，参加全国四次文代大会的全体苏州评弹界的代表发起成立苏州评弹研究会，巩固并发展了粉碎“四人帮”以来不断加强的评弹界的团结。
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对外开放，评弹演员去海外演出的机会增多。有友好访问演出，如1982年10月，弹词演员王鹰、顾之芬、金丽生等参加苏州戏曲团，随苏州市友好代表团去意大利威尼斯等城市演出。在国外演出的听众中，逐渐有一批国外的研究者，或研究汉语、吴方言的，或研究中国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比较文学的。还有一批国内的学者，试图把苏州评弹翻译到国外去，让苏州评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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