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电影
开篇语：
陈纳德、库里申科、柯棣华、马海德、斯诺、爱波斯坦、原清志……这些人里，有军人、有医生、有记者，虽然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名字却永远留存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正是他们，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或远涉重洋或毅然留守，给予了中国人民最无私的帮助和支援。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国际在线将陆续推出《老友记——抗战中的国际友人》系列专稿，让我们一起，向这些在艰难岁月里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的国际友人致以深深的敬意。
人物背景：
马海德（1910-1988）
原名乔治·海德姆，中国籍美国人，中共党员。
马海德1933年取得日内瓦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到上海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在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他决定留在中国，投身于革命活动。1937年马海德随部队到达延安。1938年，保卫中国大同盟成立后，马海德通过向该同盟报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向海外呼吁，争取国际援助，为边区争取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在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曾先后接待了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外国医生，并协助他们去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在延安期间，他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并于1937年11月，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
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并取得世界范围内的成果。马海德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9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96岁的周苏菲女士站在自家客厅的马海德画像前 摄影：黎萌
日前，国际在线记者专访了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和妻子周苏菲，以下为专访全文：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黎萌）：国际友人马海德怎么到的延安？前往的目的是什么？在延安时如何赢得了进步女青年苏菲的芳心？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记者在北京后海的一处院落中独家采访了他的儿子周幼马和妻子周苏菲，听他们讲述父亲和丈夫的故事。
父亲是最早参加抗日的外国人
周幼马是全国政协委员，记者此前见他在两会上发言不多，这次则打开了话匣子。
我父亲是最早参加抗日的外国人，进延安时，国际友人就三五个，他比斯诺还早，斯诺采访毛泽东是在保安，延安当时还在张学良手里。1936年六七月份，斯诺采访毛泽东等，我父亲就给他们看病。长征结束后，红军将士身体都特弱，而中央红军里一个医生也没有，有的只是卫生员，毛泽东更希望一个有资格的医生给看病。
毛泽东能求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宋庆龄。通过电台，在上海的宋庆龄于1936年4月第一次让马海德去陕北找红军。但到了西安后几个月都没能接上头，因为红军自己那会儿也没有固定的地盘，就回上海了。后来，当年六七月份再去，宋庆龄说没问题了。给了一张撕成一半的英镑，说拿另一半的人你跟他走就可以到红军的驻地了。
七月马海德再次从上海到了西安，和斯诺一趟火车，并最终到了保安。马海德觉得一切都很新鲜，虽然特别艰苦，军队也根本没有什么武器。欢迎他们的大会上，红军说我们没有枪，没有炮，但我们有国际友人的支持。那时候共产党，对国际友人看得特重。
马海德呆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像周恩来、张闻天等一批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再听斯诺跟毛泽东的采访谈话，听他们的长征故事，受到的教育很大，与此同时，他给红军领袖们看了病，长征走下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个个都身体虚弱。
渐渐地，马海德读懂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看到了这些人的不同。因为他从上海来，那里集中了军阀、地痞流氓，是中国上层最肮脏的地方。腐败是如此严重，加上国民党对革命事业的打压，让马海德感觉中国的社会太黑暗了。
到了保安后，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蒸蒸日上的景象，那些经过长征的将士，很多人的家人都被杀得差不多了，那种磨难常人难以想象。而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都留过学，对国外有很多的了解，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好事。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才能改变中国。
基于这样的认识，马海德决定留下来不走了。“我参加你们的队伍。”他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党中央，说我不走了，我在这里给你们看病。毛泽东知道后极为高兴，后来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
随后，马海德跟着红军转战解放区。接着，西安事变发生了，张学良抓了蒋介石，然后在1937年1月把延安给了中央红军，到1947年毛主席、党中央主动撤离，马海德跟着整整在延安呆了10年，是唯一从头到尾一直呆在那里的国际友人。期间他主要任务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同时也给其他中央领导、八路军战士和当地百姓看病。
延安的百姓拥护共产党，也吸引了很多国际友人，他们愿意来帮助共产党抗日，他们看到的都是民选的政府，延安边区政府主席都是百姓拥护的，有纪律，且不断学习，不断发动群众，到敌后根据地抗日。
马海德了解这些情况，并且把他的所知告诉后来到延安的国际友人，包括白求恩大夫，最初的几个月里都有马海德陪着。还有后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可以算是外交部的前身，组长有叶剑英和杨尚昆，马海德是顾问。
美军观察组一定要来延安，要亲眼看看中国共产党，这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斯诺谈过两次话后作出的决定。所有的美军来了之后，都做了大量的调查，包括跟马海德聊天，问看到的情况是真的还是装的？马海德都以自己的亲历作答并建议他们到处去看看。
国民党了，这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也才有了后来三大战役的胜利。美国为什么断绝了给国民党的帮助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抗战时的国际友人、记者作家，到延安采访，给美国社会那么多信息，告诉他们世界上有延安这样一个很光明的地方，比重庆要好得多得多，所以给美国人民很好的资讯，很好地对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而国民党是扶不起来的。
而这些到过延安的国际友人，马海德都接待了，因为他们愿意去找一个洋人。“我父亲上是毛泽东，下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更认为从我父亲那里得到的信息是真实的。我父亲在延安起的作用，很大一部分是对外宣传，通过对外宣传帮助了中国共产党。”
年轻时的马海德
我们有八路军里唯一的结婚证书
周苏菲今年已满96岁，但依旧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她说，当时作为进步青年的一份子，对延安的向往，是因为那里最大的号召力就是坚决地抗日。
我们去延安是自觉自愿的，我是通过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我是宣传队的，也是很活跃的，被国民党注意了，而且准备逮捕我，我当时在昆明。
那年我19岁，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说要我跟他走一趟，我也很单纯，就跟他坐上一辆黄包车，到了一个很深很大的大宅院。当时还没有说去不去延安，他给我看了斯诺发表在美国《LIFE》杂志上有关延安生活的报道，红军坐在马扎上上课，还从事生产活动，那是1939年。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喜欢，因为那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很新鲜。
对方说，那好，你愿意去那里学习么？我说当然愿意了，因为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但没有见过他们的形象照片。对方说组织会安排，给你带上介绍信，买票。第三天，一大早上汽车走了。过程很麻烦，从昆明坐车到贵阳，再经成都到重庆，见到了周总理。之后，一大批人就一直开到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
从西安到延安时，卡车已经从一辆变成七辆。进城时，当时叫肤施县，看到的是破旧的城墙，只有一个城门，但在我们心里觉得，我们是到了革命圣地了，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正是太阳西下的时候，延安只有延河边有几棵柳树，山上都光秃秃的，太阳一照挺好看的，我们都高兴得又喊又叫。那是1939年10月10日。
三天后组织上找我谈话了，当时的宣传部长陆定一说你是搞文艺的，说在上海拍过电影，那你去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吧。我们在八路军办事处发了一个背包，一床被子，一个褥子，还有一个洗脸盆，漱口缸，一个勺，就带着这些去鲁艺了。
我到了延安以后不久就认识马海德了，是因为水土不服病倒了，马海德给我看过病。他一见我就特别地喜欢，后来他说，我去看病时他见到我的第一眼，就觉得我就是他理想中的情人。但那时我们也没有确定恋爱关系，我同意了他的求婚是1940年3月份的事，结婚是3月3日。
我当时还没有这种意识，马海德想尽办法跟我接近，包括用在延安见不到的印有蝴蝶的信纸写下药的使用方法。他好几次约请我到他窑洞里做客，我也答应了。他说你会做饭吗，我说我会，问我会做什么菜，我说我会做鸳鸯蛋，鸳鸯蛋要什么材料啊？我说要菠菜、肉末，说了一大堆菜单。他有一个伙夫，去给都买齐了，真不容易，在当时的延安，要买齐这些东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到了那一天我就带了我三个好朋友，连我四个人，去乱做一通，吃完就跑了。他当然很失望，因为他希望我一个人去，我不是没领会，而是不愿意一个人单独去。第二次他还约我，不死心，我又故伎重演，完了又去吃一顿，闹一顿，又跑了。
到了1940年春节，是我们到延安后第一个春节，当天晚上我鲁艺有个晚会，非常非常热闹，我们四个系，美术、音乐、文学等，还有一个京剧团，江青也曾经在那个团里，唱《打渔杀家》，当晚毛主席也去了，中央首长好多都在观众席里。
马海德也去了，剧团给他弄了一个京剧花脸走场的角色，出来拜天拜地，化了妆，大花脸，毛主席等就在台下坐着硬板凳，第一排。毛主席笑得前仰后合，说这个马医生，这个马海德，大受欢迎，观众不让他下台，他没办法就唱了一首《桃花江是美人窝》，是上海的流行歌曲。
之后就是舞会。我不会跳，马海德的华尔兹跳得特别好，他请我跳，说他教我，因为我会音乐和戏剧，所以很快就学会了，跳的很顺，一直跳到夜里两点钟才散。我们窑洞里住着一个丈夫牺牲了的孕妇，也是鲁艺戏剧系的学生，回到那里我们发现，她快要生了。
我看到这个情况就想起了马海德。大半夜的，我和一个室友打着手电翻过两个山坡去当晚他临时住的地方找他。尽管他说不是妇产医生，没学过，但我们还是把他拽来了。到了我们的窑洞，他叫我们用铁壶烧开了水，给剪刀等消毒。让我和同去的室友用肩膀做产妇搁腿的架子，我们听着产妇喊疼，在叫，我们都架不住了，但不能放下，后来生下一个小女孩，孩子一哭，我们全系的同学都高兴得疯了似的，又跳又叫。
马海德很顺利地给剪了脐带，消毒，弄得很好，孩子也包好了。母亲给她起名叫集体，因为是集体帮忙才生下来的。
马海德和周苏菲、儿子周幼马
之后天也快亮了，很冷，我让马海德用剩下的一点热水洗手，然后我说很抱歉，我只有一把牙刷，也不方便给你用，他很爽快，伸出一个指头来说，行，你给我挤点牙膏吧，他就用手指头漱了口。之后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吧，让他自己走。他说这还休息啥，都早晨了，快六点了。他说不休息了，“我精神很好，我们去散步吧。”
我们之前都有晚饭后去鲁艺附近河滩上散步的习惯。他提议后我就跟他去了。过程中他希望我能够了解他，他介绍他的身世。当时延安谈恋爱的方式，家庭出身首先要了解，比海誓山盟要重要的多。
他那时中文已经很好，完全用中文交流，我听完也得自己说一说我的家庭，浙江舟山群岛沈家门，有船厂，要不然没有话说。之后，他说可不可以吻你一下，我说可以。他就亲了我的脸，还拥抱了我，他又说我要向你求婚，完全外国式的。我也不知道，也答应了。
他拥抱我我也没有反对，没有把他推开，他向我求婚，我说“行”，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同意了。他一听完就往鲁艺跑，骑上他的马就到了当时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窑洞前，当时王稼祥已经结婚了，还在炕上，他一下子就冲进去，延安晚上睡觉都不怎么关门的，兴奋地说“我要结婚啦，我要结婚啦！”
过两天组织正式批准了我们的婚姻。之后他认为结婚一定要登记和有仪式，还要请客，就电告路易-艾黎，说自己结婚了，需要钱，对方马上汇来200块大洋，他高兴极了，从邮局拿到钱后，就带我去登记。
个结婚登记处，是为了当地老百姓设立的，因为原来延安的买卖婚姻很厉害，所以要登记，不准再买卖婚姻，共产党要废除买卖婚姻。
可是我们是组织批准了就是结婚了，但马海德非要去登记。我们进去之后，一个小鬼看到我们俩，一个大鼻子领着一个中国姑娘来了，说你们要干什么？马海德说我们要结婚，结婚要登记。对方噗嗤一笑跑了，让我们坐冷板凳等了半天。
后来他们主任来了，一看是马大夫，就问您要干什么？他说我们要结婚。对方听说连忙说好。问我们有证婚人么？马海德说没有，但有介绍人。那个主任就主动给我们作了证婚人。接着他就给我们进行了登记，也开具了结婚证书。
我们那是全八路军里唯一的一张结婚证，因为其他人要结婚都是组织批准的，但马海德特别，非要登记，所以有了这么一张结婚登记证，特别稀罕。原件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收藏，我们只有一张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