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大英雄
文/赵拴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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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看《天龙八部》，看到最后几页——段誉和虚竹率中原大军闯进辽国救出萧峰，萧峰却用两节断箭插入心口——我会心一笑，以为一定会有“九花玉露丸”或者“天山雪莲”之类的神药出现，毕竟武侠小说套路大抵如此。
可是萧峰竟然真死了。
武侠小说中死而复生是常有的事，生死无非隔着一个神医或者一颗药丸或者一张寒冰床的距离。但是在《天龙八部》的结尾，金庸很吝啬地把这些神医药丸寒冰床都藏了起来，好像要故意跟读者作对似的。
毕竟，咱们都看惯了沉冤得雪、终成眷属和报仇雪恨。如果是生死相隔，死的那一方即使是埋进了棺材，也得活转过来，如果两个人都死了，就变蝴蝶鸳鸯或者孔雀。人形可以寂灭，但是美好的结局怎么着也得使劲拗出来。
中国文学传统是讳避死的，或者说，死只是一个手段，而非结局，是为向生而死。
但是萧峰不一样，死了就死了，死得凉透透的。
一颗小药丸就能拯救的人生，就能讨好的读者，金大侠为什么忽然就不屑于此了？
倘若要给武侠小说中的英雄做个排名，很多人都会把乔峰排在第一位，就像所有人都会挑战例无虚发的“小李飞刀”，但是都不会质疑百晓生兵器谱上NO1的天机棒。
在绝大多数武侠小说里，英雄一般都有主角光环加持，可以退隐，却不会死。虚竹没死，段誉没死，甚至连慕容复也只是变得痴痴傻傻，金庸后来对这个反派释放了最大的善意，在新版本中将王语嫣还给了他。在其他的小说里，也都没有死掉的主人公，包括他本来想写死掉的小龙女。
唯独乔峰，金庸是毅然决然、毫不废话地把他写死掉了。
仿佛乔峰不死，天理难容。
类似的英雄死亡，在另一套文学系统中曾经大面积出现过。
2
在古希腊悲剧中，英雄必须死。
最典型的是《俄狄浦斯王》。
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受到神谕，说他的儿子将弑父娶母，于是抛弃自己的婴孩俄狄浦斯。这个婴儿被科任托斯国王收为养子，长大后得知自己弑父娶母的命运，于是逃离科任托斯。在路上，他与一路人马发生争执，打死了为首的老人。后来，他来到忒拜，猜出了狮身人面怪兽的谜语，为忒拜成解除灾难，被拥戴为忒拜新王，娶前王王后为妻。几十年后，忒拜发生瘟疫，神谕说，必须严惩杀死前王的凶手，瘟疫才能消除。俄狄浦斯王设法查访，终于发现当年他杀死的老人正是前王，也就是他自己的父亲。他自瞎双目，请求放逐，最终死于圣地。
俄狄浦斯王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气贯长虹的英雄主义精神，能摧毁他的只有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乔峰和他何其相似。
那样一个人物，除了命运，还有谁有资格杀死他？
命运的第一个陷阱是血统。
乔峰以大宋人自居，以捍卫大宋利益为己任，后来却发现自己是契丹人。俄狄浦斯以为自己的祖国是科任托斯，为了国家利益和父母安危而逃离，后来却发现自己是忒拜人。
第二个陷阱是亲缘。
弑父已然注定，俄狄浦斯一直都试图逃离这个设定。乔峰被人陷害，养父和恩师都被人害死，他一心想报仇，却发现仇人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或者也可以这样判断，对于契丹的最后背叛是就跟俄狄浦斯王最后杀死自己的父亲一样不可逃脱。
第三个陷阱是功勋
俄狄浦斯猜出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弭解了城邦的灾祸。乔峰替辽国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军功显赫，直升南院大王。但是这些功勋，都是他日毁灭路上的催化剂。也就是说，能力越大，罪孽越深。
第四个陷阱是毁灭。
乔峰死了，是因为命运毁掉了他的忠孝节义。除了死，他别无选择。
俄狄浦斯也死了，也是因为命运毁掉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全部伦理关系，他自我放逐客死异乡的宿命，在出生时就已埋下伏笔。
在乔峰身上，能看到诸多英雄原型，只是这种原型要从西方文学传统中寻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缺少辉映。甚至于他和阿朱之间的情事，也不免要让人联想到《伊利亚特》中头号英雄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之间的关系。尽管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之间的交恶是因为一个女奴，但很显然，他和帕特洛克罗斯之间才是真爱。在危急关头，好基友帕特洛克罗斯冒充阿喀琉斯去和特洛伊人打仗，最后战死沙场，他的死是因为阿喀琉斯的不作为，而阿朱也曾易容成乔峰，替他消灾弭祸，最后更是被乔峰当做段正淳而误杀。阿朱和帕特洛克罗斯都长伴英雄左右，都为英雄而死，且心甘情愿。
乔峰的死并不会惹人哭泣，只能让人感到怜悯和震惊，这符合古希腊悲剧的创作目的和审美追求，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目的就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化无常之命运的恐惧，追求庄重肃穆而有所敬畏。希腊悲剧并不鼓励甚至排斥无节制的悲哀，反面的例子是一部名叫《米利都的陷落》的悲剧，观众为之声泪俱下，然而作者却为此受到罚款。可见，那种声嘶力竭哭天喊地的情绪宣泄对于西方悲剧创作是种羞耻。
乔峰形象的迷人之处，并不单是因为他映射出古希腊悲剧精神，还在于金庸把竹叶青和女儿红注入了这种精神，又把这种精神注入到或万马奔腾或古道瘦马的江湖。
用金老爷子的一部小说名就能概括：“白马啸西风”。
我们可以看到金庸笔下人物的两极化趋势，对英雄的迷恋和热情，以乔峰为波峰，以韦小宝为波谷——英雄和反英雄的两个典型。
金老爷子大概在创作《鹿鼎记》时比较消极，他可能觉得，乔峰已经是他能创造出来的最完美的英雄，这样完美的英雄注定死去，世界注定是那帮龟儿子的。所以写完《鹿鼎记》就不写了。后来他有所振发，意图改写结局，让韦小宝人财两空，只是因为读者的反对未能如愿。
可见没有人愿意当乔峰，所有人都想当韦小宝。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修身治国平天下”和“洞房花烛金榜题名良田万亩妻妾成群”其实很好选，谁都想选后者。
毕竟天下太平。
3
古希腊英雄式的主人公在大漠孤烟或江南烟雨中死去的故事，在中国大陆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曾经难以想象。它只能诞生于中西壁垒夹缝中生存的弹丸之地香港。
《天龙八部》创作过程中的1966年，老舍自沉于太平湖；完稿的1968年，柏杨身陷囹圄。
华人世界中，没有一个地方允许那样纵情驰骋的想像，除了香港。
金庸1948年离开了大陆，被调往香港《大公报》分社，80年代初期才得以回来，在这中间的几十年来里，他在武侠中寄托的乡愁是以1948年乃至于更久前的大陆为摹本，依附于诗词歌赋中的意象氛围，尽管有对时政微妙含蓄的讽喻，但更多的是港都夜雨中的文人对故乡的记忆和幻想。
因为他的小说，我们可以在没有任何老师讲授的情况下，读懂初逢的诗句，并莫名一见倾心而热泪盈眶。
比如说：“一蓑烟雨任平生”，又比如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一堂启蒙课，是金庸给我们补上的。
我们很难说清楚今天的武侠，更多的是墨家“任侠”精神的沿袭，还是西方骑士精神的变体。很有可能，这正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会。
在碰撞和交会之中， 有些事情也就不辨自明了。
倘若香港学校的教材重新勘选编订，金老爷子的小说应当列于首当其中的书目。
读懂了乔峰，谁还希望自己是异乡人？读懂了郭靖，谁不希望拥有一座夕阳下永远不破的襄阳城？
也许，在金庸做梦的那座城市里，有人也需要补上这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