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调出函
京城供职十二年（全文）
——写给我的亲人和朋友
文／胡定荣
涔水河中段往北拐弯处，有一个村庄叫熊家湾，当今的澧县张大公路与曾大公路在这里交汇。熊家湾村为什么没有姓熊的人家，至今还是一个迷。
传说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位姓熊的老人，在河湾边摆渡，后来因躲避战乱，老人弃家出走。直到宋朝开国之后，赵匡胤下令民均天下，姓尊赵氏，熊家湾才被赵姓人取代。
与此同时，宋代教育家、理学开创先行者胡安定的子孙受封南迁，至明洪武二年，朝庭又从江西移民，遣胡姓人在此落户。
因而这个村庄至今仍然居住着赵、胡两大姓氏，村庄沿用旧名——熊家湾。
不知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有待考证。
一
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我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父母背着我四处逃乱，历尽艰险，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不满三岁。
我的孩提时代，父亲双目失明，亲友一贫如洗，母亲以微弱之躯挑起五口之家的重担，终年劳作，衣食不足。
12岁那年，我仅读五年多小学便回家务农。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潮，在“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号召推进下，澧县于1956年建立国营拖拉机站，成为湖南省最早建立的三个国营站之一。那时国家对拖拉机站的管理主要依照前苏联模式，人员就地招生，就地培训，就地实习，就地使用。
1959年9月，我应试考中拖拉机手训练班，成为澧县第三批拖拉机驾驶员。此后，当过3年拖拉机手、9年企业会计。
1972年2月，由澧县拖拉机站站长黄仕金、周仁和介绍入党，同年底，被县委工交办领导药三元同志看中，并向县委领导推荐，我被提拔为县工交办、县委办秘书，从此步入政界。
1980年，我当上澧县氮肥厂党委书记，1984年调任澧县经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7年时间。
1991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特批调国家财政部，从事财政中长期计划和中长期政策研究。
2003年1月，按《国家公务员条例规定，在副司长职位上退休。我的44年职业生涯中，在澧县工作了32年，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了12年。
回顾我的一生，干得有声有色的是在澧县氮肥厂主事的4-5年，值得回味的是在北京工作的12年。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经济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开始进入全面复苏和持续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体制和机制性问题，表现在国有企业内部，最为突出的是资金短缺，不讲信誉，互相拖欠货款，形成多角欠债，甚至采取假合资、假联营的手段，诱骗对方资金，企业间资金结算秩序一片混乱，有的把触角伸向金融部门，四面出击，到处“拆借”贷款，使信贷资金有去无回，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由于全社会资金链运转不畅，导致企业限产，设备闲置，经济效益低下，企业改革步履维艰。
针对这种情况，我于1989年7月16日，向中央、国务院写了一篇政策建议，题为“治理经济必须制止企业资金结算过程中的倒流程”。
文章列举了企业资金“倒流”的表现、影响、原因及危害，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理多角欠债，整顿经济秩序，以防财政、金融风险。
此件寄给了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等国家领导人。
8月9日，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同志批示用《财政简报》(第十三期)转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政协，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财政厅(局)，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在当年8月召开的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上，王部长在报告中指出：从事财政理论研究的同志，要注重向实践者学习，向基层的同志学习，基层有很多人才，最近我看到一篇来自基层的文章，是湖南省澧县一位经委主任写的，很有见地。一个在基层工作的同志，站在国家的高度，发现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并提出宏观政策建议，难能可贵，值得大家一读。同时委托湖南省财政厅章锐夫厅长接见作者，征求作者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议。
8月10日，王部长批示：“这篇政策建议，对我国治理整顿经济秩序很有参考价值，一位在基层工作的县经委主任，能通观全局，写出这样中肯的宏观建议，足见作者对财经理论研究造诣较深，请人事司派人前往湖南考察，如可，拟将胡定荣同志调我部工作。”(摘自财政部档案资料)
1990年6月6日，财政部人事司高原、李福同志在湖南省财政厅中央企业处黄圭章处长陪同下，来澧县考察我的工作、家庭情况。
澧县县委书记莫道宏、县人大主任杨芝文、组织部长吴让见、财政局长李承新等接待了财政部的同志，我也应邀汇报了情况，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此外，还交谈了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
8月1日，财政部人事司与澧县县委商调，全文如下：
中共湖南澧县县委：
据我们了解，你县经委主任胡定荣同志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写作水平，对财经理论的研究也有一定造诣，按工作需要，经研究，拟调胡定荣志来我部工作，不知你们意见如何。如同意，请将下列材料寄给我们，以供报国家人事部之用。1、胡定荣同志及其爱人《因工作需要拟调干部登记表》每人一份(表格附后)；2、有权批准胡定荣同志及其爱人所在的单位同意其调出的函；3、胡定荣同志及其爱人在“动、暴乱”中的表现；4、胡定荣同志及其爱人的档案材料；5、胡定荣的孩子胡迎春所在学校关于胡迎春在校学习的证明。
上述材料请寄北京国家财政部人事司干部调配处，地址：北京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三号(邮政编码100820)联系电话:866673，联系人:环挥武(现财政部机关党委书记)。
以上仅是我们的意见。按国家人事部关于京外调干职务、年龄诸条件的要求，胡定荣同志年龄偏大，职务偏低，我们上报审批时，有可能不予核准，但我们将尽力争取。如果人事部不同意，望勿因此而影响胡定荣同志的工作。特此函商，请予理解和支持。
同一天，即1990年8月1日，财政部人事司干部调配处给我也发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胡定荣同志:?
于你的调动之事，我们已作了研究，准备立即与湖南澧县组织部联系，调取有关材料，以供上报国家人事部之用。因为从京外调干需要有一个过程，希望你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如果人事部能够批准，那么既符合你来北京工作的心愿，也有利于我部的工作。但是，日前人事部在审批京外调干时，对年龄控制很严，通常要求拟调对象具有高级职称的在50岁以下，具有中级职称的在45岁以下，所以，人事部也有可能不批准。当然，我们会尽力争取。但也希望你做好两手准备。若不能调北京来，我们将向湖南省财政厅推荐，请省厅安排适当工作，若能如愿，这对我们财政系统同样是有利的。以上情况，不知你意下如何？如无异议，当县委组织部接我们京外调干的材料要求，向你及或需你提供你的夫人和上中学的孩子的有关材料时，望你积极配合。特此函告。
澧县县委接到财政部商调函后，县委书记莫道宏立即批示，表示支持，并责成组织部副部长张绍荣同志负责，按商调函要求组织材料，尽快寄送财政部。
1990年12月24日，财政部以“财人干字第84号”调函致澧县人事局。称：“经国家人事部人调干(90)1120号文批准，同意调胡定荣、徐先惠同志来我部安排工作，请即办理调动手续，于1991年1月31日前介绍来我部报到。”附注：“胡定荣系澧县经委主任；徐先惠系澧县经济职工中等专业学校讲师，胡定荣同志的爱人。”
这段附注表现了中央机关的慎重态度，大概是怕调到同名同姓的人。
澧县人事局接到正式调函后，消息不胫而走，全城哗然。
当晚就有不少亲朋好友，上门祝贺。直到我赴京上任，一直是门庭若市，喜庆空前。
我中学读书的次子胡迎春(现改名胡邦栋)随调北京。此事成为建国以来财政部从县以下基层选调干部，和澧县调干部直接进京工作的第一人。
据说，由于我当年已满48周岁、又只是科级干部，财政部与人事部在交涉调干的过程中几经周折，最后还是抬出了国务委员王丙乾“亲自发现的人才”的牌子才获得批准进京的。
那年，我的长子胡劲松、女儿胡红霞都因已经工作，未能随调北京。
屈指算来，我们从澧县调进北京快二十年了。爱人徐先惠原在中央财经大学工作，助理研究员职称；次子胡邦栋毕业于中央财大研究生学历，现为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层骨干。
二
人的一生，要经历若干事，遇到若干人。
有些福祸、恩、怨是至死也说不清、道不白的。
试想，身为国务委员的王丙乾，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一天有多少文件、材料放在他的案头等待他圈阅、批示？普天之下有多少满腹经纶的人士向中央献计献策？
可他唯独看中了我的那篇材料，并且上报中央，下发全国省市人民政府，还指令将我举家迁调北京，供职国家财政部。
这样一件人生很难遇到的机会，偏偏是我这个才疏学浅、地位低下的人遇到了，不仅别人感到奇怪，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传为佳话。
澧县史志办主任汤基猛先生“考证”后说得绘声绘色，他说：澧县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京城做官的人很多，但直接从县里选到京城做官的，历史上只有晚唐时期“李群玉”一人。
公元854年，澧洲人李群玉由宰相裴休推荐，向唐宣宗进诗三百首，宣宗甚赏之，赐以锦彩器物，授弘文馆校书郎(五、六品官)。后人有“群玉诗名冠李唐，投书换得校书郎”诗句颂之。
汤基猛先生还说，李群玉进长安时48岁，我上北京也正好48岁；李群玉凭一部诗作选调进京，我凭一篇文章选调进京等等。又说，此人命运欠佳，在京城做官不到3年，遭人诬陷，英年早逝，“讦直上书难遇主，含冤下世未成翁。”
对于这个传说褒也好，贬也罢，我并未感到与这位唐代学者有何联系，也并不在意。
1991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初十)，我一家3口从澧县出发，乘当晚7时火车，赴北京就任。
家俱、行李由澧县氮肥厂一辆东风牌汽车直送北京，陪同随车进京的有我的内弟徐先平、外甥李运革等4人。
起程前两天，澧县有位叫胡良山的干部到我家，劝我推迟两天再走，他说看了“万年历”，正月初十是个“黑道日”，不宜远行，他说:“正月十二是黄道吉日，百事皆宜，中国古代凡是上京赶考的人，都要选个黄道吉日起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虽然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这不影响我们信马列。”
我赴任心切，婉言致谢，内心是不信八卦、阴阳那一套，没有接受他的好言相劝，仍按原计划起程。
25日凌晨，为我运送行李的汽车到北京丰台附近遇到交警，不让我们进城，原因是没有湖南驻京办的证明。经多方协商，交警一脸怒气。
我的内弟、外甥只好上财政部取证明，直到见了证明他们才同意放行。我暗想，如此出师不利，正月初十莫非真的是个“黑道日”?
谁知，这仅仅只是个预兆哩！
3月11日，财政部人事司安排我去综合司上班。当时，综合司的三位司长都已超过了退休年龄，他们听是王部长亲自调来的干部，内心一阵酸楚，不知道我要去顶替谁的职务，开始并不持欢迎态度，直到部领导找他们谈话后才表示“同意接收”。
无独有偶，当我到综合司上班不久，澧县便有几位好事者向财政部告状，说我调北京时，每个单位都给我送钱、送礼；说县里派专车送我上北京，往返吃喝上万元；说什么如果财政部不管，他们就要上北京来。
如此骇人听闻的诉状，在财政部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财政部机关的干部，尤其是司局长们，对王部长从京外调干“插队”原本意见就很大，这件事一下就在部里传开了，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王部长看到举报信，也感到意外，也怕拿不准，万一调进了坏人，他老人家也被动呀！于是，批示部纪委牵头，组织调查。
5月下旬，部纪委、监察局、人事司综合司4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由部机关纪委一位副书记带队，在湖南财政厅，常德市纪委、澧县纪委的陪同下，到我主管的澧县经委系统20多个企业、单位进行调查。
通过调查组10多天的座谈、查账，举报的问题大都属于无中生有。
这时，澧县人大代表张长顺、孙昌雄、雷日旦同汤和平、李景平等10多位干部联名致信财政部，为我伸张正义，使我在困境中看到了光明。
澧县邮电局局长孙盛金同志写信、赋诗，鼓励我面对现实，抖擞精神。诗曰：“洞庭湖畔柳，根扎沃芳土，移植京都去，风霜凭抖擞。”“胥吏起涔阳，有才誉满乡，位尊索旧谊，佳句寄兰江。”至今言犹在耳。每当忆及，仍然令人感激之至！
经过此番折腾，我于峡谷起步，经过组织上一段时间的考察，始得任用。1993年5月，综合司房地产改革处处长赴日本当访问学者，谢旭人司长(现财政部部长)宣布我为房改处负责人，主持该处的全面工作。
第二年，肖捷同志(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由处长升任副司长后，建议调我去该处负责。肖捷说：“经济分析与长期计划处是一个重要的处室，目前有2名博士、5名硕士，学历很高，但实际经验不足，司里研究，拟调你去这个处负责。”
我说：“我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理论研究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想做点实际工作。”肖说你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文笔也很好，相信你能够领导好这个处。”
为了适应工作，我开始学习使用电脑，学习五笔字型打字，学习传真复印技术。因为在中央国家机关当处长，自己不掌握这些基本技能是难以胜任的，一个月后，当我也能坐在办公桌前操作键盘，“不尽文章滚滚来”时，心中充满了喜悦。很多人没想到我这年过半百的人还能学会电脑打字，内心佩服不已。
1996年5月，部里下文明确我任该处处长。从这时起，我才开始融合到财政部的干部队伍中去。此前，我一直忍受着从未有过的孤独，默默无言地工作，用拼命精神换取别人的理解和信任，几年中，没有在公众场合发过言，也没有回过湖南老家。
我想，从澧县走出来时满面春风，一身荣光，到了北京不拿到毕业证，“无颜见江东父老”！所以，我当处长之前，尽管百般思念家中老小，却没有回过澧县。我认为，人在逆境中更需要自尊和自信，同时深信自己有能力战胜困难，再创辉煌。
当处长后的那年春节，我向领导告假，携家人返梓还乡，真有劫后余生之感。身归故里，颂扬之声不绝于耳，虽不敢有“大风歌”之霸气，却也着实令我陶醉几分！
我在财政部综合司工作期间，主要负责中长期政策使用政策的制定，与著名经济学家许毅、财政部部长刘仲藜、项怀诚、谢旭人合作，参与过《中国财政税收财务会计实用全书》《国财政改革与发展》《向新世纪的中国财政》《中国财政发展问题研究》等几部重要著作的编写。
个人有20多篇论文和调研报告获奖，有的选报国务院，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其中，1993年3月撰写的《我国海域的有偿使用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一文，刘仲藜部长批示用《财政简报》增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送中央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家计委(现发改委)等17个领导机关和部门，发沿海各省市自治区。
8月6日《国家海洋报》以《关于我国海域的有偿使用问题》为题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作重点新闻向全国广播。这篇论文第一次提出海域有偿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列入‘94’经济地理要目。
此文强调，外商开发我国海域，一定要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按约定的条件实行有偿使用。只要国家加强管理，海域有偿使用同土地有偿使用收取出让金、转让金一样，是一笔很大的国家财富。
目前，海域有偿使用收入已成为沿海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经济分析与长期计划处的研究任务很重，工作要求很高。这个处也是很能锻炼、造就领导干部的单位。第一任处长项怀诚，1986年提拔为副部长，1993年晋升部长；第三任处长肖捷，2000年晋升副部长，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我是这个处的第四任处长。
我当处长时共8位同志，都是高学历的年轻人，尤其是汪义达、谭春林、王家春、杨远根同志，下笔成文，出口成章，有很深的理论功底。
这期间，我处承担了“国家财政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振兴国家财政问题”、“国家财政风险问题研究”、“财政转移支付问题”、“财源建设问题”、“财政收入增长结构分析“、“财政支出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等重大财经课题的研究。这些课题中，大部分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布置给财政部、司里指定由我牵头执笔完成的。
我在财政部综合司工作期间，有几件事令我终身难以释怀。
第一件事是，1993年9月21日，湖北省某市有群众向中纪委、财政部、国家税务局、监察部举报当地政府违反财经纪律，采取隐瞒、截留等手段，使2亿多元国有土地收人(出让金)体外循环，把本应上缴中央财政的土地收人3000多万元，挪用修建飞机场，以及当地有关干部在土地出让、转让中徇私舞弊等问题。当时，我国刚刚开始实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这个问题算大案要案。
四部委决定由财政部综合司组织调查，综合司领导指定由我负责，会同湖北省财政厅对某市展开调查。
从10月26日开始，我同本司副处长杨卫国、湖北省财政厅综合处处长王家富同志一行4人，在该市财政局、国土局有关同志协助下，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了逐一核实。结果证明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我们的处理建议是，当地政府挪用的3000多万土地出让金全部收缴中央财政，尔后按当时的返还政策，按比例返还给湖北省财政。查出的有关干部的经济问题，建议当地党委、政府按中纪委有关文件规定进行处理。
考虑到土地收入已支付给飞机场建设项目的实际，只将按政策上缴与返还的差额部分100多万元上交中央财政。以后发生的土地收入，由当地国土局代收，除留5%的管理费后一律转人财政专户，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不得坐收坐支。
我们将上述意见传真到部里，刘积斌副部长签署同意我们的处理意见，该市领导和有关部门也很满意。
调查回京后，领导要我起草一份关于加强国有土地收人管理的文件，财政部上报国务院后，以国发(93)第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
收入征收管理的通知”颁发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成为我国加强土地收入管理的权威性文件，建立和完善了土地收入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制度。
1994年2月8日，东方时空记者钟敏女士来综合司进行了专题采访，丁先觉司长约我就“土地收入体外循环的法规思考”问题，接受了记者的提问，并在这年正月初十向全国播放。
第二件事是1996年5月，我同本处杨远根博士赴广东、福建两省调查“进出口税收三项改革”问题(即:进口关税税率下调，出口退税税率下调、建立进口料件计税保障金台账制度)，半个月时间到了广州、深圳、东莞、福州、厦门、泉州6个城市，听取了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的情况汇报，调查了11个县市12家中外企业，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我们白天调查研究，晚上加工整理材料，返京时，大部分材料已成初稿，回到部里，仅用一周时间，连续报出5份较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得到部、司领导的高度赞扬。有人评价说，这次调查算得上“优质高产”。
期间，我们调查了厦门海关和福州海关，这两个海关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远华走私案”赖昌星偷税、行贿的重灾区，他们介绍情况时，对国家“进出口税收三项改革“不屑一顾，答非所问，遮遮掩掩，且制度失控，账目混乱，我们深感海关问题严重，在调查报告中，建议中央要对海关组织专门稽查。
第三件事是，1994年10月12日至14日，我有幸参加了财政部在四川省乐山市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
主办单位是财政部综合司，研讨主题为《经济周期波动与财政中长期计划》。这次会议，是在亚洲金融风暴来势凶猛的背景下召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邀请澳大利亚、荷兰、欧洲经济联盟委员会、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等20多个国家的财政经济专家，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和全国财政系统400余人，共同探讨“亚洲金融风暴兴起之际，如何防止经济周期波动”的问题。
时任综合司司长的谢旭人同志代表财政部部长致了欢迎词，我代表司长主持了这次研讨会，并作了“谈谈市场经济下的财政中长期计划”的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外国专家参加的国际研讨会上讲话，第一次通过翻译向国外专家宣读中方的观点，虽然显得有些拘束，但是，当自己的得意之作得到与会者认可时，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简直无法形容。
我，一介农夫之子，能够与国内外财政名流同登大雅之堂，建言立说，共商国是，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6月20日，王丙乾同志约财政部部长助理傅芝纯、综合司副司长肖捷和我，起草一份向中央领导的报告，题为“关于我国社会经济领域的铺张浪费问题与对策”。
他从生产领域、非生产领域、投资领域、资源开发利用、国有资产流失、自然灾害损失、税收征管中的跑冒滴漏等10个方面提出了纲目，准备报给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希望能引起中央和全社会重视。
这是我头一次进王丙乾同志的办公室，也是第一次同他面对面的研究问题。
他问肖捷，你们司现在有几位司长？肖回答：“有谢旭人、丁先觉、康学军和我”。
王接着问：“老胡呢？”
肖答：“胡定荣同志现在是长期处处长，司党支部副书记，兼司办主任。”
王丙乾同志当时已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党的组织关系在综合司，党费由他的秘书交到我们党小组。从他同肖捷的对话中可以想见，他以为我那时已经是综合司的负责人之一了。
我在京城供职的12年里，共发表经济论文和调研报告200多万字。著有《盛世财经纵横谈》《新世纪财经实务研究》《当代理财研究》等著述。
四
1994年至1997年，是我在财政部工作最得心应手的几年。
正当我带着一伙小青年干得最起劲、研究成果一项接一项、司里准备推荐我为综合司副司长人选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1998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国务院制定了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系统机关干部约34000多人，按50%精简“分流”，要压缩17000多人。人往哪里去？官方没有统一说法，由各部委自行消化，各显其能。
当时，北京市民对中央机关“分流干部”戏谑为“处长一操场，司长一会堂，部长一走廊”。财政部在编机关干部950人，中编委同意保留500个编制，规定凡年龄偏大的，即：司长57岁处长55岁、科以下30年工龄的干部可提前退休。
综合司原有在编干部57人，部里网开一面，给了32个编，还要精简压缩25人。
这里有个现象很滑稽：中央的精神是按现有编制的50%分流，各部委在实际操作时，为了稳定司以上干部情绪，则把压缩的重点放在处以下人员。
据说，综合司领导在考虑我的去留时，着实费了一番脑子。
按表现，我在财政部180多位处级干部中，综合测评名列前茅，应该留下来继续工作，但如果把我留下就等于综合司要多“分流”1名年轻干部，这不好给别人做工作，甚至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这时，司长们(包括湖南怀化市在财政部综合司挂职的陈志强同志)谁都不好表态，还是肖捷(此时已提拔为司长)最后拍板：“按工作需要，胡定荣同志实在走不得，但按国务院在压缩50%人员的要求，又感到爱莫能助，我去给老胡做工作！”
第二天刚上班，肖捷司长第一个通知我，动员我退职、不占编，可以顾问的身份，继续在综合司协助做研究工作，整个谈话只用了3分钟。我对这个结果，既在预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原以为自己是从基层选调的“既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造诣”(人事司90年商调函称)的专业骨干，1993-1997间连续5年评为机关优秀公务员，年初还晋升了一级工资，并当选为综合司党支部副书记，论表现留机关工作没有问题。
可转念一想，这次财政部机关“分流”一半人员，综合司高学历的年轻人很多，在综合司57名干部中我是最早来到人间的人，我不下谁下，我不走谁走？因此，我非常理解领导的难处，也看得出组织上左右为难的心情。但，这种不伦不类的身份将何以工作？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1998年4月，朱总理提出从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计委、审计署、经贸委等综合经济部门抽调50名部级干部、200名司处级干部，组建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对中央所属国有重点大型企业进行稽察监督，以扼制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人员的基本条件是，副部长一般不超过60岁，司、处长一般不超过55岁；政治思想性强，了解宏观经济运行理论，熟悉国家产业政策，懂企业管理和财会业务，最好有管理过企业的实际经历。
特派员仍然属公务员编制，待遇高于所有国家部委。此时，我已进入56岁了，不敢报名。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当时任会计司司长)认为我的经历符合特派员助理人选的条件，便主动把我的情况向人事部负责组建工作的孙树义副部长作了推荐。
孙部长看了我的工作简历表示同意。之后，又过了人事部设置的政审、面试、座谈、体检、理论考试等“五关”，才获得正式“录取”。
1998年11月2日，人事司通知我参加国务院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理论培训班。财政部80多人报名，选中“特派员助理人选”共14人。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很值得回味。人事部通知我体检的那天，下着蒙蒙小雨，早晨上班的人很多，“的士”忙不过来，我挤公交车站了一小时，才到达指定的医院。
体检时，血压升到了144毫米汞柱)，老医生问我是否挤车累了，我回答是，这位医生说：“在中央机关当干部也不容易，当了处长，还要分流转岗。”
她边说边为我写体检结论：“血压80-125。”、“健康。合格。”我暗自高兴，这回又遇到好心人了，如果她给我鉴定为“高血压”，岂不被拒之门外？我不知这是“天意”还是机遇！
我们去的新机构全称叫“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编制仍挂在财政部，具体工作由国家人事部负责，主要职能是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进行监督。有人称此为“朱一招”，说这是朱总理改革国企的最后一招。
1999年1月，国务院在清华大学为这支队伍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由国务院所属经济部门的10多位部长和清华大学20多位教授轮流讲课，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经济政策、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审计、统计、企业诊断分析等。
除此而外，还邀请了外国要员和知名人士为我们讲课。培训期间，为我们作专题讲座的有日本前首相乔本龙太郎，德国经济部部长，香港东亚银行董事长，安达信国际会计事务所首席专家等。
结业后，人事部副部长孙树义主持“分配”工作。用孙的话说，我是早就该提拔的老处长，应当重用，将我分配到第三办事处，任办公室主任，协助一位副部长工作。
2月14日，朱总理接见全体学员，号召大家努力工作坚持原则，发现问题直接上报国务院。他说：“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你们这些部长特派员是我亲点的，司处长们也都是经过严格考察的，我亲自看过你们的档案，大家一定要秉公办事，尽职尽责，不负厚望，要敢于提供炮弹，敢于在《人民日报》上披露企业集团的问题。”
朱总理还开了个玩笑：“我说的‘亲点’是亲自点名的意思，别理解为‘钦点’了，如理解错了，别人以为我想当皇帝了。”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会上，人事部部长宋德福宣布，办事处对特派员负责，特派员对国务院负责，实行主任负责制。办公室主任为司局级。
我所在的第三办事处特派员陆江(原为内贸部常务副部长，黑龙江人，1938年出生，60年代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此后一直在国家计委、经贸委物资部、内贸部等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对宏观经济较有研究，本人廉洁，谦和，责任感强，但容易先入为主爱生气)。
此外，还有几名特派员助理，包括从人事部来的时欢，从中国船舶总公司来的余明胜，从中国兵器工业部来的李汝贤和部长秘书王于猛，这几位都是处级干部。分管鞍钢、东北电力集团、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集团公司、辽宁省瓦房店轴承集团公司等几家大型企业。
我在县里搞了几十年工业，当过9年企业会计，工作起来轻车熟路，撰写的第一份向国务院的稽察报告领导十分满意。朱总理批示：“同意报告建议，尽快调整公司领导班子。”孙树义副部长批示：“报告体现了较高的政策水平和专业功底，可作典型材料供各办参阅。”并由陆江同志以这份报告为蓝本，在清华大学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了稽察工作经验。
由于体制、机制和管理上的原因，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这个新机构运转情况并不理想，特别是干部关系不顺，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例如，由人事部的一位副部长来管38个副部长(后来扩大到57位副部长)，上下一般粗；各部委来的司长、处长，由于不是直接的部属关系，谁也不服谁。除了少数几位从司长职务提拔的副部级特派员外，大家都是从原国家部委机关“分流”过来的，部长变成了处长，处长变成了处员，思想上怨气很大。
这种局面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磨合，后来才慢慢趋于缓和。
五
1999年底，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机构又搞了一次变动，这次调整，离“十五大”召开和国务院机构改革仅一年时间，据说主要是高层认识不一导致的。
人大常委会有人对朱总理倡导的向中央企业派稽察特派员成立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有意见，在一份署名为“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的报告上批示：“什么时候成立的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我们怎么不知道？”
于是经过中央上层领导协调，决定成立一个中央派出机构叫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现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任书记、国家经贸委常务副主任郑斯林任常务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同时，挂出一块既不属国务院、也没有国家头衔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办公室”的牌子，原有的稽察特派员改称监事会主席，助理改称专职监事。
过渡过程中，包括38位副部长在内的所有干部实行双向选择，可走可留。即60岁以上的副部长，是否转任监事会主席，自己先表态，再报中央常委批；年满55周岁的特派员助理可转任专监事，但不再担任监事会的办事处负责人。除陆江等老资格的部长外，工作关系和人事档案一律从原单位转到中央企业工委。
2000年7月，撤销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原来的办事处成建制转为隶属于中央企业工委的监事会。
这次调整更名，机构进一步扩大，办事处由38个增加到57个，(计划扩大到60个，由60位副部级主席主管)，除38位老副部长继续担任监事会主席外，又从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内贸部提拔了19名司局长为副部级监事会主席。办公地点由广安门迁至安定门，办公大楼是原煤炭部花1亿多元新盖的。
煤炭部兴建的这幢现代化大楼，自己的干部一天也没有住上，就被机构改革给精简掉了。在这幢大楼门前的两根大理石柱上，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红色，“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另一块是黑色，叫“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办公室”。
在北京，不知是什么人、什么时候、以什么理由制定的规矩，凡是党的牌子都是红色的，政府的牌子都是黑色的。
在这幢大楼里办公的，有中央工委常务副书记郑斯林，工委4位副书记和57位副部级监事会主席以及300名司、处长。吴邦国同志在这幢大楼里有一间办公室，除了出席专门会议，一般不在这里办公。
62位部级领导一人一部奥地车，加上来机关办事的集团老总，进出这座大楼的全都是高级轿车和高级干部。有位副部长自我嘲弄：“两块牌子两根柱，进进出出尽副部。”
朱总理上任时，五项改革齐步走，声称要把国家机关行政人员裁减50%，把节省下来的开支用于科教兴国，可惜这个良好的愿望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其结果，大楼盖多了，干部提拔了，车子更新了，谁也不愿意舍弃财政大锅饭。
据(中国财政年鉴》资料显示，1998年至2002年的五年中，全国行政管理费支出有增无减，1998年全国此项支出为1600亿元，2000年上升到2768亿元，2002年达到了4101亿元，相当于1998年的2.5倍。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如果单从国家财政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来看，朱总理亲自领导的国家行政机构改革仅仅是走了一个过场，看不出任何成效；此后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则更是一场闹剧。可见，中国的改革，难啊！
六
我在京城供职的12年中，出访过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凡蒂岗以及香港和澳门。
1994年1月14日，我第一次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团长是谢旭人同志，他当时任财政部综合司司长，主要考察这两个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当飞机由香港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时，我感觉简直到了另一个世界，比中国古代文人笔下的“世外桃源”还要美妙得多！此时，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当初夏，蓝天，白云，和风，碧海，欧美式的建筑，罗马式的教堂，一望无际的牧场，衣着华丽的人群，往来如梭、井然有序的资本主义国家竟然如此美丽！
第二天，中国驻澳大使宴请我们代表团，下午听取澳方财政部(拔款委员会)介绍情况，之后，赴悉尼参观世界闻名的悉尼歌剧院，游览了悉尼大桥和澳大利亚博物院。
24日，我们一行7人飞抵新西兰，驻奥克兰市。据翻译介绍，澳克兰市是以一名叫“澳克兰”的欧洲人命名的。
此人于1840年发现这块无人居住的新大陆，便携亲友登陆建家，后来欧洲统治者大量移民，耕耘收获，繁衍后代，经160多年发展，现已建成现代化大都市。
我想，1840年我国正处于鸦片战争时期，是清王朝腐败无能、中国人受辱最深的时期，此时的欧洲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他们在地球上到处寻找新大陆。不断扩张地盘，试图称雄世界。而一向视欧美为“夷蛮小族”的满清王朝，竟然国土不保，不战而退，丧权辱国。两相比较，何其丢人耳！
半月之内，我们访问了两个国家，所到之处，都有财政部和外交部人员陪同。无论谈工作还是游览参观，外方工作人员都非常负责，彬彬有礼。我由此寻思：国人曾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得青面獠牙，看来并非如此！
回国后，谢旭人同志组织我们撰写考察报告，我负责写最后部分澳大利亚的转移支付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后编入专著《盛世财经纵横谈》)。谢旭人同志出访期间忘我工作的精神和虚心学习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0年、2000年和2001年，我先后随财政部部长助理汪兴益、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陈顺恒、国务院副秘书长刘济民访问过德国、荷兰、意大利、挪威，还出席了国务院在香港举行的“中国政府高级公务员研讨班”。执笔撰写的考察报告有：“香港经济发展对内地的影响”，“德国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及其基本经验”，“荷兰、意大利的公共财政政策及其可供借鉴的基本经验“，“中挪混合经济下财税体制与宏观财政政策”等。
在德国考察期间，我们看到了被东德人推倒的柏林墙，了解了社会主义的东德为什么被资本主义的西德吞并的原因。
原来，从80年代起，东德经济日趋恶化，每年平均财政赤字达1000多亿东德马克，政府和企业都不懂如何按市场需要调整生产计划，产品质次价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员工没有责任感，东德国有企业40%的人是多余的。1990年被西德重组兼并前东德企业账面总资产为13000亿元西德马克，实际上后来清理为2500亿元西德马克，换言之整个社会主义的东德的企业总资产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
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失业率增加，国民待遇逐年下降，社会矛盾激化，纷纷要求昂拉克政府下台。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东德为何被资本主义的西德吃掉的真正原因。
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事业，追求成功。
我从工人到干部，从一般干部到所谓高级干部，走过了44年工作历程。
最深刻的体会是：人的一生，有进有退，有喜有忧，有得有失，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或因一时挫折所摧垮，或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成就所陶醉，就必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这里需要的是坚忍不拔的意志，不骄不躁的情操，纯洁高尚的品德，勇往直前的精神！
2010年?于北京
编辑：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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