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见闻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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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忆我的这一年，最便捷的方法，是打开爸妈的微信朋友圈。他们朋友圈的时间轴干净、清晰，少有枝蔓地展示着他们女儿的每一篇报道推送。大年三十那晚，我颇有仪式感地分别问他们俩：“这一年，你对我哪一篇报道印象最深、或者最有感触？”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邱苑婷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4566字，细读大约需要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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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春节返乡记
钢铁厂里有一条涂鸦墙
我从小在钢铁厂长大。今年回家和老妈散步时，她随口提起来，说厂里墙上画了些画，还是厂领导号召的，每个单位都出了几个有画画特长的员工，为了让他们画画，特地给他们放了几天假。
这倒挺新鲜，我来了兴趣，又问我爸都画了些啥。我爸说：“就是马啊风景啊炼钢炼铁什么的。”口气很随便。我刚从以色列旅行回来，脑中浮现的都是特拉维夫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艺术涂鸦，一画就是一大片，从正墙爬到侧墙，又从侧墙攀到楼顶，时常让我怀疑是否专门花钱请人涂鸦店面铁门是这里的城市传统。
我问：“那些画，画得艺术吗？”
我爸说：“什么叫艺术？我不懂艺术。”
“艺术……这么说吧，你看得懂的叫写实，你看不懂的，基本就是艺术了。”
“噢！”我爸即刻开口大笑，“我都看得懂，那就不是艺术。”
隔天我就去看了那些墙。第一版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每个词对应一幅画，别说有几幅还真有点抽象象征主义意味（因为我实在没找到主题和画作内容的联系）；第二版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出所料，大部分水准也很高——还是工人最了解高炉里熔出来的铁水颜色，赤红灿亮地像一条流动的金龙；第三版块，赛马精神，我爸口中说的各种马出现了，（“有几只马就是我师傅画的”，他蛮骄傲地告诉我），也真有几分徐悲鸿的影子；剩下的是风景画，海岛风光、静谧树林、金色枫林……
虽然和我的预期相差甚远，画与画之间隔开两米的排版也让人略感失望，像作文本上工整的空行，但看过之后，我的确对自己长大的地方有某种焕然一新的认知：这么多画画高手，怎么就都来炼钢炼铁了呢？
我一直想写写钢铁厂。钢铁行业的兴衰起落，于我而言绝非新闻里的数字和播报，它会直接而鲜活地体现在我爸聊天的语气里。几年前，钢铁行业寒冬，钢材价格最低跌到一千多块，生产即亏损，全国钢铁厂大范围裁员，我家这边亦不例外。
我至今记得，那个年过得人心惶惶。裁员，部门合并，许多人被转岗，重新定薪，严格考勤；好朋友的妈妈在裁员潮之前主动辞职，去周边大城市的小私企自谋生路；我爸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裁掉噢”，再加上一声让人不知如何安慰的长叹。
如乌云压顶，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真切地预感到某种压力。隐隐地，一种关于命运的悲凉同时涌来：许多人把自己的大半生都交在了一个工厂里，年轻时或也辉煌，老来临退休，却依然逃不过被支配、被安排、不知去处的不安与恐惧。从国有单位的铁饭碗，到国私合营的股份制改革，到完全私有化，这些变化不过发生在几十年里。人终究能对那些看起来稳定的东西抱有多少期待？
作家贾行家曾经在“一席”演讲上说东北，演讲里有句话，我一直记着：“人们追求的东西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然后用一种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落下来。”
这几年钢材价格又涨起来了，人们揣在兜里的工资多了点，日子好像重新安全。但还是我妈，散步时告诉我：“今年钢价最高那会儿，厂里停产了三个礼拜还是一个月。好像是因为环保不过关要整改，不让开工。钢价这么高，四千多，停一天损失都不得了啊。”
又据说，是这么一来，才有了厂区墙上的那些画。
钢铁厂涂鸦
爸妈朋友圈里，我的这一年
要回忆我的这一年，最便捷的方法，是打开爸妈的微信朋友圈。
他们朋友圈的时间轴干净、清晰，少有枝蔓地展示着他们女儿的每一篇报道推送。大年三十那晚，我颇有仪式感地分别问他们俩：“这一年，你对我哪一篇报道印象最深、或者最有感触？”
我妈说：“记不得了，我现在记性不行了。”
我爸说：“那我哪还记得到！”
这是哪门子的忠实转发读者，我拿出职业精神不依不饶：“好好想想嘛，总有一篇吧？”
我妈说：“我看你文章都是这么看的，点进标题看到是你名字，就拉拉拉，拉到最底下，点个赞，分享。就这样，很快的，我没看写了什么哦。”
我爸说：“就是。”
看我震惊又沮丧的表情，我爸边切菜边安慰我：“好像有一篇我有点印象，稍微看了下子，不过写什么的，我有点想不起来了。”看他皱着的眉头，他好像真的很努力在想。
我双眼放光：“大理新教育？就那个，《在大理，他们把娃送进了一所没有成绩和排名的学校》（点击阅读）？”
我妈摇头。我爸也摇头：“那个我没看。”（可能他们已经过了对教育小孩感兴趣的年纪）
“离婚的？家事法庭的那个（点击阅读《 她一年看200多个濒临离婚的家庭 | 法官眼中的离婚浮世绘》）？”
“不是。”快速又肯定的回答。（他们也早过了对婚姻家庭有困惑的阶段）
“那是嵩口？古镇改造和返乡青年？《一个农村小镇把年轻人骗回了家乡》（点击阅读）？”
我本来快不抱希望了，我甚至怀疑他们会不会知道嵩口。刚完成初稿那会儿，我曾把嵩口那篇文章发给几个朋友看，朋友们一致表示：开头有点过分文学化了，不太有继续读的欲望，因为不知道文章要讲什么。如果不是因为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他们估计会在看完开头后直接关闭窗口。
收到诸如此类的反馈后，为了能让普遍没耐心的读者一眼知道文章主题，我好好润色过导语。尽管如此，朋友们还是纷纷表示“文章挺好，对主题兴趣不大”。
说实话，当时我失落得想掉眼泪。24岁的我得失心还很重。今年的进步或许只是，作为写作者，我开始诚实地面对自己想要被阅读的欲望——虽然从根本上说是无所谓的事，毕竟文章写出来就有了自己的命。
有一次和晓明老师等采访，聊到类似的话题，他以一贯的佛系心态说，自己不在乎有多少人能看到自己拍的照片，这些最终都是虚的，都不重要。
我当然明白。只是当下脑筋一转：“换个角度想，正是因为最终都要消逝要成空，所以给更多人看到，也无所谓吧？”
2018年我其实暗自在心里做过一些倾斜和抉择。有一段时间我频繁地思考新闻和文学的边界，在文本和经验之外，总想起初中一次和父母的对话。写完周记的某一天，我爸看完我的作文本，很严肃地把我从房间里叫出来，说，写的是挺好，就是想问问我想表达什么。
初中那会儿，痴迷《萌芽》的我正热衷于尝试一些写作形式上的实验，又碰上中二的青春期，文风弥漫着大而无当的华丽颓靡气息。我爸学物理的，标准理工男，从小语文就不好，读字似拷打写字如要命，最受不了这些虚头巴脑的文字，以至于到了决定不得不和我认真谈一谈的程度。
我早忘了当年自己是怎么回应的，大概心里诸多不服但不敢表露，以为是他们不懂。只记得我爸语重心长，最后叮嘱了一句，意思大概是“写文章要让人看得懂、要表达的内容比较重要”。
这个片段在我脑里重播过很多回。后来我读了中文系，学了文学理论，终于明白，我爸这属于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拥护者，试图拉我——这个当时把浪漫主义发展到剑走偏锋，甚至有些唯美感伤主义的我——回到现实主义的“正轨”。而我爸试图告诉我的，不过是四个字，文以载道。这是他们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文字之功用。
所以当我爸终于透露出一丝不确定说“欸，好像是这篇”时，我并不那么意外。我追问，那你还记得什么？
“好像就是讲一个农村把自己搞成旅游景点，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回家创业，开旅店什么的。”
“哎哟不错嘛，你这句话基本就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还有呢？”
“还有啊，他们好像有个很精明很能干的什么书记？就给这些年轻人打劲。”
“对对，鲍书记。你这倒记得清楚。你看了多少？”
“没看完，一半多，三分之二吧。”这篇文章一万多字，我爸这个看到字就头疼的人居然读了五六千，太惊人了。
“我朋友都跟我说开头太文学了看不下去，你怎么看了这么多？”
“我怎么知道。”
“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返乡什么的。”
“可能是。”
我没再问下去。气氛有些微的尴尬，我走出了厨房。我知道他为什么对返乡感兴趣，我也知道，再问下去我可能要哭了。
除夕夜，灯长明
今年回家，我很骄傲地给我爸展示了我从日本带回来的纪念品，一个可压扁收纳的太阳能小灯。它被展开的时候是一个巴掌大的透明塑料立方体，暖黄的光从立方块里透出来时，会把塑料布的网格状纹路打在墙上，一转起来，光影就斑驳错落地在房间里摇晃。
我举着它转，边转边跟爸妈说，你看，这个多好，不用充电不用电池，没电了放在太阳下晒一晒就行。我爸拿过来，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搁着，凑近了看：“这个电池在哪呢？不可能没有电池的。”
看了会儿，我爸又说：“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都是点油灯的。大年三十那晚，灯是不能灭的，叫长明灯，留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天亮了才可以熄。”
说完一想，又说：“今晚把客厅的灯留到明天。”
我们是一个三口的核心小家庭，其实过年已经说不上什么年俗了。但我爸在赣南的客家农村长大，据他说，小时候大年初一，老家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要派小孩去水井边抢第一桶水，抢到头桶水说明这家勤奋好运，今年一家子都会过好日子拔得头筹。我爸体质弱，通常只有跟着哥哥们去凑热闹的份，被派去抢水的总是我二伯，后来也是最身强力壮的他跟着爷爷学了杀猪、开了屠猪铺子。
“不睡不就可以了吗？熬到零点就去打水，肯定是第一个。”我说。
“你以为是现在啊！那时候没电视没电脑，烧灯油又费钱，吃完饭天一黑差不多就睡了。我们都是早早睡，天黑黢黢的就起床，赶紧跑去水井边。一般凌晨四五点，早的时候两三点就去了。”
“大家怎么知道谁是第一个？先到的打到水就走了。”
“到了就插一炷香或者蜡烛嘛！要是过去看到了香，那就是被别人抢走了。”
抢完了水，接下来就是等舞龙的上门。村里的舞龙队挨家挨户敲锣打鼓，在门口等上几分钟，如果里面有人出来迎，就说明被这家人邀请了，可以进院子或厅堂舞上一段。进门前也有讲究，这户人家要在门口摆上一张条凳，舞龙头的人大腿一抬，一条腿踩在条凳上，然后啪地一下把条凳踢翻。来个人赶紧把被踢倒的条凳捡起来放一边，舞龙就正式开始了。舞完了当然要给红包表示一下，那时候还是几毛钱，但一家一户攒下来，过年也能赚到几十块。
老爸回忆这些的时候神情生动，尤其表演踢条凳的动作时，腿一弯一踢，眉开眼笑的。舞龙队几十年前早没了，抢第一桶水的风俗也不用说，现在家家户户都接了自来水，水井早废弃了，水位下降了十几厘米，里面漂着一只脏兮兮的红色塑料水瓢。前两年，老家的土坯房突然塌了，毫无预兆，大概是在一场大雨之后。但没人伤亡，老房子空了两三年，在爷爷奶奶去世后。
大家都说，真是奇了怪了，这房子硬是，没人住就塌了。原来看奶奶烧柴火的灶房，现在是一块高出旁边土地几十厘米的黄土台，大家开始往上面晒果子、支起衣架，一点看不出原来有座小房子。过年回老家时，我每次看到这片土台子，就会凭空在上面想象出那栋已经塌了的土房的样子，矮矮的，土黄色的，小小的门，里面黑不隆冬，进门右转就进灶房，瘦小的奶奶弯腰坐在土砌的灶口边，往里面塞干松针和木柴，说着我不太听得懂的客家话，火把她脸上的褶子映得通红反光。
今年除夕我最后一个睡。我想着太费电，把客厅的灯给按了，但拿出了我的太阳能塑料小灯，开起摆在客厅中央。大年初一早上起来，灯已经灭了——
“爸，这灯没电了！”
“不要紧，我早上6点起来它正好灭掉，天已经开始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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