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艺术博物馆
陈悦是早晨6点起床的，天色尚早，天空仍罩着一层黑色。
洗漱，吃早饭，在晨光熹微之时出门，赶往天津南站，搭乘7点38分开向北京南站的城际高铁，接着马不停蹄地换乘地铁4号线、13号线，然后在清华东路西口站B出口，骑上一辆共享单车，奔向荷清路上那一扇铁栅栏上的小门，穿过它，就到达了她此行的终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下称“艺博”）。
9点18分，她在巨大的浅绿色弧形墙前站定，凝视着几个白色的大字——“西方绘画500年”，感到自己因为前三个小时长达150公里奔徙而微微急促的呼吸正渐渐平息下来。她迈开脚步，悠游着向右侧走去，欣赏那即将徐徐展开的16-20世纪西方艺术史图景。
(西方绘画500年展厅入口弧形墙）
01 办展：“美”不是件容易事
从天津赶来的陈悦只是被这场展览吸引过来的庞大人群中的一员。
展厅内，有母亲半蹲在坐轮椅的女儿身旁，在一幅《渔夫的女儿》前轻声交谈；有年轻的老师带着学生在《拿破仑加冕礼》前讲起波旁王朝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历史；有人久久凝视《吸烟男子》画面中那一点光亮……
莫奈、雷诺阿、塞尚、梵高、毕加索、莫兰迪、沃霍尔……一连串振聋发聩的名字，突然从白底黑字里跳出来，透过油画布或是丝网格，静静讲述他们的故事。
沿着参观路线行走，从16世纪开始，走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走过两次工业革命，一直走到20世纪，耳畔仿若有汽笛声、电报声响起，历史从尘屑里露出一角，和画家“合谋”，进行一场盛大的诉说。
“展品数量不是最多，但重要性没有任何疑问，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好的关于西方绘画的展览。”艺博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认为，就西方绘画史而言，展厅里的51位作者，每一位都“无法缺席”。
( 观展者在观赏马奈作品《漫步》）
在本展策展人、清华美院副院长杨冬江看来，“浓缩的历史性”正是这场展览想要达到的效果。
“这是一部浓缩的西方艺术史，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公众对西方的艺术流派、重要的艺术家、世界名作以及背后的故事都有一些了解。”
这也是杨冬江在最初与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讨论展览内容时的考量。
东京富士美术馆成立于1983年，馆藏丰富，拥有3万多件藏品，从日本的浮世绘，到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陶瓷，再到西方的摄影作品、绘画作品，可谓横跨亚欧，纵览古今。在众多珍品中，杨冬江最终选定了西方绘画板块的藏品。
谈起原因，他这样回忆，“艺博之前举办‘从莫奈到苏拉热’展览时已经对西方艺术史有过系统的梳理，但当时主要的遗憾是没能展出很多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代表作品。”东京富士美术馆在西方绘画珍品方面的系列收藏正能弥补这一缺憾，杨冬江希望，与东京富士美术馆合作举办的不只是一个泛泛的展览，而更是能引起轰动的代表作品展。
然而，展品清单的最终敲定也并非易事，包括马奈的《漫步》、雷诺阿的《出浴的女子》等在内的诸多作品都是东京富士美术馆的镇馆之宝，很难说服其一次性出借多达数十幅的馆藏精品。
为了达到心目中理想的展览效果，杨冬江又几次与东京富士美术馆交流，想到此次合作的契机——纪念《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他甚至搬出了“中日交流”的大旗，“我说，在这个中日交流的重要节点上，富士美术馆出借这么多藏品正能显示你们的诚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东京富士美术馆同意出借。2018年4月，杨冬江奔赴日本，细致考察每幅作品之后，最终选定了如今展出的60件精品。
确定展品清单，签订合作合同，还只是举办一场展览的开始。
（展览墙壁上的“东京富士美术馆”字样）从策展之想法伊始到展览最终落地，其中的诸多环节都需要艺博多个部门的通力协作。
展览部负责的项目总体协调与实施，包括作品运输、展览设计与施工、画册编辑与出版等，综合办公室负责手续报批、活动协调，典藏部参与藏品查验点交，学术部负责相关学术研究和内部刊物，公共教育与对外关系部负责展览配套讲解及公共教育活动，事业发展部负责展览周边衍生品开发等经营事务，信息管理部负责宣传推广、网络支持，设备工程与安保部负责安保和设施保障……
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拆分成若干更细小的环节，需要艺博各部门人员亲力亲为。而一场精彩的展览，通常需要至少1-2年的筹备时间才得以呈现在观众面前。
事实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展览背后，细碎的工作多如牛毛。
就连墙体颜色的确定，都需要反复比较、打磨。
“墙面的色彩最能打动人，比如卢浮宫，你会看到经常用深红色或是蓝灰色，我们最终选用了这种浅绿色，因为它既能贴近这个展览浪漫抒情的气质，又不会去抢展品的风头。”杨冬江解释说。
“西方绘画500年”最终选定了浅绿色作为墙面的颜色，而这个颜色其实也是从五六个同类色中挑选出来的。
（“西方绘画500年”的观展者）
在展览部副主任王晨雅看来，色调对于一个展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既要与作品保持和谐的关系，又要对主题有所呼应，而不同的尺度、色彩环境以及照明环境都会对色彩知觉产生影响，越是微妙的颜色影响越明显，所以颜色一定会经过多次打样试验——不同的颜色要一遍遍刷到墙面上在灯光下比照，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设计与审美的过程，需要美的品味与美的耐心。
从艺博开馆以来就进馆工作的王晨雅，参与了大大小小的各项展览，她坦言，每个展览都会包含许多困难和插曲，因为每次都要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背景、主题和作品。
但于“西方绘画500年”，还出现了新的挑战——语言。
多语种展览大多会都包含原文语种，“西方绘画500年”这个展览是中英双语呈现的，但作品解说多以东京富士美术馆对其藏品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这一部分是以日文书写的，翻译为中文后由中方策展团队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之后再翻译成英文。它的复杂之处在于，经过两次语言转换后的英文，还需要准确地还原原文语义及那些西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艺术语汇的名词。
从英文到日文到中文再到英文，这个过程就好像“绕地球一圈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因此，展览的文案梳理工作花费了几乎两倍于其它展览的时间，经过中日两方团队的查阅资料、反复修改才呈现出最终的样子。王晨雅回忆起这个细节，感叹其“艰辛又费力”，不过，对她而言，这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今后再处理这类工作时便有了经验。”
办展这件“小”事，“小”就小在每一个细节的推敲、确定与落实，看似细碎，却关乎全局。
02 公教：“美”无界限
除了展览，点开艺博的公众微信号，最常见的便是各类活动信息：从嘉宾分享为主的“学术讲座”，到参与者动手实践的“手作之美”，再到能够与电影幕后制作人员直接交流的“艺博映话”，几乎每隔几天，艺博就会开展新一期的活动，内容从陶艺、油画、版画、印染到文学、电影、音乐，横跨诸多领域，可谓丰富多彩。
然而，公共教育与对外关系部副主任张明坦言，最开始策划这些活动时，她们也曾忐忑：讲座会不会有人来听？开馆伊始时“手作之美”甚至没有合适的场地，“艺博映话”的放映场地也并没有最专业的放映设施，这些会不会影响最终的活动品质？
诸多犹疑、诸多不安之下，她们还是决定去做。
放映设备算不上最好，她们就以邀请演职人员对谈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关注；没有合适的场地，她们从零开始，最终在艺博西南门一层建立了固定的工坊。
她们相信，这些活动的开展是博物馆必须要承担的公共职能。
艺博副馆长苏丹指出，时代越发展，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就愈发凸显——无论是专业教育，还是普及性的素质教育。在他看来，博物馆的维护需要公共经费——比如税收——的支持，相应地，它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博物馆就是课堂，人们可以在博物馆里学习，了解历史、文化、艺术、科技、自然，乃至了解自身与社会。
好在，最终的效果没有辜负他们的初心。
开展公共教育的相关活动2年，“学术讲座”已经举办了67期，“手作之美”开展了24期，“艺博映话”也已经举办了12期，张明时常被前来参与活动的人们触动。
（艺博学术讲座现场）
她还能记得开展第一期学术讲座时的情景，那时邀请的是北京大学主讲《西方美术史》的丁宁老师，连着讲了12讲，几乎每一期都爆满，200人容量的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有坐着轮椅的老太太，有从天津搭高铁来的、从青岛专程飞过来的，甚至还有不少三四年级的小朋友，张明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似乎那副画面又重现在眼前，“那个时候是冬天，我们就早早把报告厅打开让听众进来等，那些小朋友都是坐在最前面，席地而坐，立好小台灯、小画板，丁老师一边讲，他们一边开始画思维导图。”丁宁老师讲西方美术史涉及到诸多繁复的流派、风格、年代，但最后小朋友们呈现出来的思维导图却非常清晰，“我们都非常的吃惊，惊叹于小孩的理解力和表现力。”
（丁宁老师讲座现场）
还有一次，她们邀请了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音乐创作者、作曲家王立平老师来做分享，为了减少听众等待的枯燥感，她们在报告厅内播放起了《红楼梦》中的插曲《枉凝眉》。
张明那时正在一楼等着迎接王立平，突然手机上收到了报告厅内的志愿者发来的小视频，点开一看，报告厅内已经变成了《枉凝眉》全体大合唱。原来，北京市有一个“红迷”组织，追随着王立平的讲座而来，其中还有特地从河北赶过来的，“她们唱的时候神情特别投入，看得出是全身心地热爱着《红楼梦》。”活动结束，这些听众把王立平送到楼下，围着车，迟迟都不肯走。有些听众称赞这次讲座组织得好，“有气氛”，张明却觉得，其实气氛正是这些听众营造的。
从7、8岁的小朋友到年近七旬的老人，从艺术专业的学生到与艺术完全无关的公众，从北京到天津、河北乃至山东，不同年龄、职业、地域的人都曾出现在艺博举办的这些活动上。
从事公教相关工作两年，张明觉得“做着做着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份工作，逐渐归于理性”，但是“观众是一群特别生动的人”，在某一瞬间，看着人们跨越种种差异，聚在一起，为着一刻审美上的愉悦，那样纯然的快乐，纯然的感动，“很令人动容”。
03 艺博：“美”育这件小事
2016年9月10日开馆，两年来，艺博发展得很快，它拥有一万三千多件藏品，举办过包括“对话达·芬奇”“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绘画500年”等在内的数个特展，也设有“尺素情怀”“营造`中华”“竹简上的经典”等常设展，另有公共教育部开展的各项活动，累计吸引进馆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次。
在副馆长邹欣看来，博物馆会改变一所学校的气质。她指出，尽管清华近年来一直在推进“文理兼容”的办学理念，但公众对于清华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擅长理工科的学霸学校”这一层面。
而艺博的存在，正是打破这一印象的利器，“这两年我们也接待了很多人，他们最大的印象有两个，一个是‘你们的博物馆这么大’，一个是‘你们还有这么好的藏品’，这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为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清华美院自1956年其前身中央工艺美院成立以来的收藏。”
而对清华的师生而言，有了艺术博物馆，就增加了近距离欣赏古今中外经典艺术的可能，邹欣认为，博物馆最大的特点正是它的包容性，从最鲜活、最当下的作品——比如美院毕业生的作品，到千百年沉淀下来的经典艺术作品，可以满足人们对于艺术的不同需求。
（艺博常设展览展厅）
副馆长苏丹谈到艺术的价值，多次提到艺术的“变革与怀疑”精神。他认为，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对过去依照经验形成的俗规进行变革和批判，艺术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怀疑精神”，在他看来，这和科学似乎形成了某种回应。
年轻、有活力，艺博面对的，却并非是一条全无挑战的坦途。
邹欣谈到，在已有100万的参观人次中，清华师生的比例大约为4.8%，而剩下的95.2%则来自社会各界。
这一数据似乎具有双重意味。
一方面，这似乎暗示着，尽管身处校园内部，同时为清华师生提供包括常展免票、特展半价在内的诸多优惠政策，艺博似乎还是未能如人们设想的那样吸引众多师生的青睐。
另一方面，95.2%的校外人群似乎为艺博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提供了佐证——作为一座大学里的博物馆，它吸引了社会上如此多爱好艺术的公众的目光。但副馆长苏丹指出，有的时候，吸引公众的其实是清华，“有的人可能只是把艺博当作进入清华参观的便利通道”，而非艺博或艺术本身。”
在邹欣看来，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看不懂艺术，那我去看什么？”的想法，但她认为，不懂，才更要多看，艺术的素养要在现场感受中提升。
而关于看展的命题，王晨雅同样认为“看不懂展更要多看”，更进一步地，她指出，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都缺乏对“美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欣赏美的能力”的教育，再加上社会物质层面的发展远远快于精神层面，所以才会有“脑子跟不上眼睛”的情况。
“看不懂展览的关键问题不是对历史的不解，而是艺术认知能力的缺乏，这种能力恰恰是没有定式的，也不能复制，只能多看多感受。”
而“美育”这件事，其实也是艺术博物馆的职能所在。
（艺博一楼大厅人来人往）
2015年，艺博馆长冯远提出“彰显人文、荟萃艺术，精品展藏、学术研究，内外交流、资讯传播，涵养新风、化育菁华”的建馆方针。两年多来，这座年轻的博物馆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策划举办高水平展览、组织开展丰富的公教活动，努力为观众提供优质服务，精心打造着“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个品牌。
在苏丹看来，艺博未来的路还很长。
从建馆标准来看，艺博的未来是要以百年为单位计算的，与其它成熟博物馆相比，“路还很长”，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慢慢来，把握好艺博作为一所大学博物馆需要具备的“博大又深厚，聚焦又广阔”的调性。
他带着点笑意，眼神里却又有着严肃，这样谈论艺博的未来。
“几百年的事情，着什么急呢，把这个岗站好，我们都是过客。”
图片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
撰稿 & 排版 | 杨馥坤
采访 | 杨馥坤 陈缘 龙新力
编辑 | 陈缘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凝聚着几代清华人的心愿，承载着清华人传承中华文化艺术使命的梦想。早在1926年，清华就创办了“考古陈列室”，1948年成立文物馆，1952年文物馆被裁撤，部分藏品外拨。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加盟清华大学，历代美院人的积累与期盼使清华博物馆的梦想更近了。2003年，艺术博物馆项目启动，由瑞士著名设计师博塔担纲艺术博物馆的建筑设计。2012年，在三位校友的支持下，博物馆动工，2013年1月，世纪金源集团慷慨捐资2亿元支持清华大学用于博物馆建设。2016年，艺术博物馆落成并于9月正式对公众开放。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现有藏品一万三千余组件，品类包括书画、织绣、陶瓷、家具、青铜器及综合艺术品等六大类。藏品绝大多数来自美术学院自1956年以来历年的收藏，以及校友及社会贤达的捐赠。艺术博物馆将充分展示馆藏精品，收纳最新原创成果，推进国内外馆际交流，实现资源共享，而共同延续人类文明历史的源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彰显人文、荟萃艺术，精品展藏、学术研究，内外交流、资讯传播，涵养新风、化育菁华”为建馆方针。除设有展览、典藏、研究、公共教育等主要职能机构外，将重点在展览策划，精品推介、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开展公共服务，打造教育平台方面，为传播历史人文艺术和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