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遛 早》||文/肖文强||【京西文学】第831期

2021年1月2日第002期 总831期肖文强，男，北京顺义人，工作于政府机关。顺义区作协会员，大学文化，会计师。 近期出版了长篇纪实小说《蓝色岁月》（获北京市二等奖）以及《夜雨鸡鸣驿》《暴风骤雨》《风雪送书人》《一沓黑纸的情愫》《永恒的责任》《雾迷龙虎山》《军魂》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背影》（获北京市三等奖）
我的遛早是从退休开始的，全程五公里有余，七千三百多步。我迎着朝阳走出家门，吮吸着带着露珠潮润的空气，目光收割着路边花花绿绿，我苍老的心脏似乎要跳出体外了。施行煤改电以后，我们头上的天是碧蓝的，云是洁白的，视野里的花是鲜亮的，人脸是堆满笑容的，即使寒冬季节也能遛出醉人的味道。漫长的夏天带着繁忙、闷热、枯燥刚刚过去，人们还没顾上“秋饮黄花酒”，便被初冬强拉硬扯地塞进了“冬吟白雪诗”的后台。大自然像个永远喂不熟的怪兽它翻脸不认人，完全不顾及人们恋秋的情感，稍不称心便撒下几滴夜雨招来咧咧的北风，把满目的花红柳绿肃杀得七零八落。
抬眼望去，我的视野里除了绿化带、草坪，其他的绿色几乎都不见了。一辆车载云梯上电力工人正在检修路灯，几个穿着橙色工作服的保洁员迎面走来，他们一手提桶，一手握着捡拾器，那认真的神态犹如工兵在低头扫雷，服装的色彩把他们的脸映得愈加红润生动了。一群老人拥挤在幼儿园门口，走近了，我才发现他们隔着栏杆在搜寻自己的小孙孙。这幼儿园的前身是一个污水坑，坑不深却很大，它南北短，东西长，远远望去像个台湾岛横陈在那里。坑边长着几棵不成材的老柳树，焦梢、枯萎，树干上布满了窟窿、病瘤子比垂死的病人还显可怜，人们戏称：划根火柴能点燃了。几簇高低不齐的芦苇稀稀拉拉地插在污水里。这里是绿头苍蝇和长嘴蚊子的天下，它们没日没夜地嗡嗡着，像一群小精灵在不歇气地唱着“大戏”，除了倒垃圾，终日不见有人靠近它。
那一年，张二妈家那头六七十斤的壳郎猪饿急了，从圈里蹿出来找食儿吃。张二妈喊来七八个邻居把猪围起来想把它圈回去，面对众人的围追堵截，这头腱子猪一低头蹿进了污水坑。原本黑白相间的花猪转瞬间通体“杠黑”，眼瞧着这可怜的小畜生在冒着緑泡的臭水里扑腾、挣扎，人们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瞧着，谁都不敢下水去救猪，眼巴巴瞧着猪被污水淤泥吞没。张二妈见自己一勺勺喂大的心尖子就这样没了，自然不肯罢休。她哭着、喊着、闹着找老书记要赔偿。恰巧我正在这村里蹲点，目睹了当时的情景，久经战阵的老书记对张二妈的遭遇深表同情，却又摆出了十几条不能赔偿的理由。张二妈虽然不浑，却死心眼，是个典型的一根筋，凿死理的“主儿”。她人很瘦，说起话来像个机关枪，老书记只要一开口，准能招来她一阵不停气地扫射。见一时半会说服不了她，老书记无奈地朝外屋的儿子喊了一嗓子：“三呀，把咱家那猪逮出来，给你张二奶奶送过去。”听到猪圈里传来猪被逮的叫声，张二妈像被蝎子蜇了似的忙不迭的说：“别介，别介，我可不能要你家的猪，这事儿跟你个人狗屁关系没有，如果我要了你的猪，出了门不挨车撞，也得被人手指脸子骂死。你甭为难，算我倒霉，这损失我不要了。”颠起小脚儿走掉了。老书记“摆平了”张二妈，又想出了以绝后患的“妙招儿”。他听说乡里正在为建幼儿园找地皮，便主动找到乡长把这臭坑连周边的几亩地一起奉献了出去。老书记这一“妙招”让幼儿园成了金凤凰，中心小学、中学、农贸市场纷纷迁移过来，还带动了永利家园、水色时光等五六个居民小区在此拔地而起。面对人们高高挑起的大拇指，啧啧的赞美，老书记满布皱纹的长脸上竟然爬上了羞涩，他谦逊地说：“要谢，就谢张二妈吧，没有她那猪的淹死和她要死要活地呛呛，我也想不出这‘招儿’来。”冰火两重天，几十年过去了，乡长早已退休，张二妈和老书记都已作了古。年岁大的人还能从操场边上、墙角缝里钻出的芦苇尖子，想起那臭水坑，年轻人只会面对粉色的大楼、光鲜亮丽的设备，啧啧称奇了。栏杆内，二百多幼儿伫立在旗杆前面，静候着升旗仪式，他们的队伍不甚整齐站姿却很标准，目光严肃齐刷刷地盯着旗杆。我想再过二十年，他们当中会出现科学家、县委书记、局长甚至更高层级的人才苗子。如今，各种名牌服装穿在他们身上，彼此间的差别微乎其微了，爷爷奶奶们站在远处瞧哪个都像是自己的宝贝。放学后问起来才知道，望眼欲穿的情感完全用错了地方。我的孙女年龄还小，想在此播撒点儿“情感”还为时尚早。我戴上耳机听着小说向前走着。路面平坦笔直，两旁的槐树像从一个模子里拓出来的。它们一般粗细，一样高矮，在统一的高度上分叉，树干被齐刷刷地刷了白，树根拱出地面的姿态也大致相同。
树冠蓬松隆起，像一座悠长的天棚，灰色的透水砖夹着黄色的盲道。路面干净整洁，即便走上几个小时鞋底也不会沾泥。围栏的西侧是北小营中学，青灰色的广场、绿色的草坪、酱紫色的跑道。教学楼前站满了学生，他们的校服以白色为主体，按年级的不同搭配绿色、蓝色、黄色和紫色做点缀，寓意着学生是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鲜最靓图画。国旗在迎风飘摆，国歌从他们稚嫩喉咙里冲出，回荡在操场上，这里是我的母校。50年前这里是一片陈旧的瓦灰，灰色的砖墙，灰色房顶，教室是那种低矮的平房。窗子很高也很小，室内光线极暗，火炉里廉价的煤球闪着微红，像个有气无力的“病秧子”，产生的那点热量顺着掉了玻璃的窗户，丢了板条的门扇跑掉了。跺脚成了我们抵御寒冷的唯一举措，各教室的跺脚声像受了指挥家的调度，有序地此起彼伏，碰巧几个班级同时启步，声似万马奔腾的隆隆战鼓。许多年后我才闹明白，当年教室里为何没人中煤气。黑板是用石灰浆在墙上抹成的。桌椅宽窄不一，高矮不等，桌面上裂开的缝子可漏下整根的铅笔。黄土铺成的操场坑洼不平，三百多学生站在上面黑压压灰蒙蒙的一片，偶尔有一两件女同学的花衣裳在队伍里晃动。晴天跑操会蹚起的阵阵尘雾，像古战场虚张声势的“疑兵”。一场大雨过后要停操两三天才可复用，以避免这可怜的操场被踩烂。那段岁月留给我的除了痛苦还是痛苦，能聊以自慰是老师们如父如母的亲情。往事如烟，多少次我梦回校园重新做起了学生，醒后总会感叹时光的飞逝，岁月的无情。我走着，看着，看着，走着，直到升旗仪式结束，绿色、蓝色、黄色、紫色四个方队依次撤回。国旗迎风飘摆，国歌仍在我的耳边萦绕。我恋恋不舍地收回了目光。迎头一阵清脆的铃声由远及近，一大群骑车人从我身旁鱼贯而过。这支队伍有三四十人之多，他们说笑着，打着哈哈。棒球帽、鸭舌帽、老人帽纷乱的颜色在他们头上晃动着，远远望去，像五颜六色的水果在巨大的水盆里泡着，飘散着，游动着、沉浮着。车轮在柏油路上飞快地转动，镀铬的车辐条闪着银色的亮光 。他们是骑自行车的遛弯大军，一水儿的男性，以退休者居多。他们的自行车在品牌、样式、颜色、价格上差异很大，贵的八九千元，贱的六七百元，但行走的路程是一致的。他们经常遛到古北水镇，七八十里路当天打个来回，累了到树荫下饮茶歇息，饿了在路边小店用餐。听说他们正在谋划要来一次西柏坡的革命旅行，看着他们饱满的自信，轻盈的体态，我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
迎面走来一个佘太君方队，她们年龄在七十左右，一共九个老婆婆，她们身体微胖穿戴整齐，虽不穿金戴银却也落落大方。她们的脚步流露出年轻时的挺拔与坚韧，她们保持着松散的队形。我悄悄地按她们的高矮顺序作了编号，走在最前面的是三号。她过去是个生产队长，她抡着镐头刨棒秸（玉米秸）秧，拔麦子，挑筐施肥样样赶超男劳力。最紧张的麦收时节，她创造了四天四夜连轴转不休息的纪录。几十年过去了，她这个记录始终无人超越。1981年她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党支部动员了二十多人到医院为她献血。性命保住了，胃却被割去了一半儿，医生叫她顿顿喝流食，少吃多餐，杜绝重体力劳动。她一一照做了。唯独这最后一条，她这个当队长的却当了耳旁风，直到生产队解体她才得以解脱，开始践行医嘱了，在老伴和儿女的呵护下身体才逐日恢复。如今她面色红润，身板挺拔，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大病的痕迹。她说：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否则对不起那些献血的乡亲。2号跟在她身后，退休前是个妇产科主任，她早已记不清接生过多少婴儿了。她替贫困病人交过住院费，为急重病患输过血。退休时，当年她亲手接生的婴儿接班做了新主任，她感叹这日子过得真快，当年呱呱坠地婴儿一转眼成了妇产科的台柱子。9号是个幼儿工作者，我的上届同学，她是人群中最年轻、最帅气的老太太，她在公社幼儿园干了半辈子，正当疯传着上级要给幼儿老师转正时，她被领导要回村当了幼儿园长。如今那些领着退休金的同事无不为她惋惜，鸣不平。她倒是看得很开，淡淡地一笑了之：你们看，我活得比谁差呀！赶上好社会，有知疼知热的老伴，能摊上孝顺的儿女比啥都强。是呀，有段顺口溜说得好：有钱不如有个好儿女，有权不如有个好身体，快乐须得好环境，养老要靠心情好。九个老太君我只了解这三位，其他六位的面容、身板、精神状态丝毫不亚于这三位。她们有一个共同名字——“遛早大军”。她们的儿女大多已步入中年，孙子孙女都已上了初中，既不需操心也不用接送，遛弯成了她们的主业。身体健康是她们家人的共同期望，唯一能够劳驾她们的，是那些遗漏在甬路上的烟蒂、纸屑，弯腰捡起，捏在手中继续前行，碰上垃圾箱弯腰捅进去。手中的垃圾没有了，满足和成就感却留在了脸上。与她们打过招呼我继续前行，期盼着能碰上那个令我牵挂了多年的女孩。这条路的北端顶在水色时光四区的南门，转身向西宽阔的大街两侧挺立着参天的梧桐树，光光的树身，枝繁叶茂。人行道外侧是地毯似的草坪，我与她经常在这梧桐树下相遇。那年冬天，她二十八九岁，身着淡紫色羽绒服。酱黄色兔毛领子像燃烧的火焰，随着她轻盈的脚步上下扇动，黑色紧身裤凸显她身材的挺拔、高挑，齐耳短发随意而洒脱。她面皮不白，却也不黑，只是比那些整日里抹这个霜那个露的女人逊色了一点儿。她眼神深邃露着英气，看得出她是那种不娇柔不造作，敢说敢为的“主儿”。她长得不算漂亮，却是那种见上一面就很难忘却的女孩。
最初引我注意的是她潇洒的跑步，她上身向前微倾，双手轻握在胸侧轻柔摆动，步态轻盈矫健，脚尖刚一点地随即弹起，比陈小艺在《半路夫妻》里演的警察跑得还帅气。她身旁追着一只太极宠物狗，她喊它露露，小家伙毛发卷曲，通身臧灰。一件白底紫花的小马甲紧裹在小狗身上，看得出这小马甲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也许是主人自作的），从这款式和颜色的搭配上显示出她的审美能力非同一般。我和她常在甬路上相遇。她由西向东，我由东向西相向而行。到了终点折返回来，还能相遇，挺拔的梧桐树下一览无余，我们很远就能看到对方。时间久了擦身而过，她对我嫣然一笑，我送她一个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双方步履匆匆，似乎都没有深谈的意思，却又不愿错过这交谈的机会。她常常侧着头接打着手机向前走，有时倒退着向我走来，近了便不经意地转过脸婉然一笑。她的微笑是淡淡的，甜甜的，调皮里还掺加了一点儿羞涩。一日，她的小露露奔跑着追向另一只同类去了，惊得她跺足高叫。从远处走来的我紧跑几步迅速伸手，将这只重友轻主的小畜生抓了起来，还给了气喘吁吁的她。此后再相遇自然就多了些言语，谈谈蓝天，说说冷暖。赶上顺行还能聊聊钓鱼岛、南海形势以及台湾的选举。闲谈中得知她与领导闹意见，一气之下炒了老板的鱿鱼，赋闲在家有半年了。我便说了几句重话：“你这样无所事事，整天遛着小露露耗费时光，这与浪费生命已经没有区别了。年轻轻的正值精力旺盛期，是学习、干事业的好时候，你却让青春年华白白地溜掉，等到了我这个年龄，再后悔可就晚了……”我本以为，她会说一些理解或感激的话来，哪怕是言不由衷的敷衍也行！我甚至还设想她能调皮地嘲笑，说我这个老古董不会享受生活，会激烈地与我争论。然而她像换了个人似的，一只手扯着拴狗的带子，自上次事件后她便给小狗拴上了保险，一只手插在衣兜，她低着头一声不吭，两只脚轮换着在地上摩擦，好像我这不太中听的话是从那透水砖里发出的。我等了“半天”，她仍然一声不吭。北风呼呼地刮着，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有几只黑白相间的喜鹊在喳喳地叫，像是在帮我催促她说话。行人看到我们这对貌似父女，又像师生的人在风中伫立无语，倍感新奇，连连侧目，有的还在窃窃私语。扑啦啦，一只喜鹊从摇晃的枝丫上展翅北飞了，她抬头看了一眼那喜鹊，又低下了头。其余的几只也相继飞走了，这回她连头都不抬了。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啊，尴尬催促我匆匆离去。走出了很远很远，我扭身回首，她还立在原处也在回望，我们不约而同地转回身向远处走去。没有挥手，没有告别，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样，淡淡地离去……第二天遛早她不见了，我从水色时光四区门口一路西行，走过三区，又过二区，在一区的拐弯处扭头回望，千余米长的甬路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老者在漫步。转回身向北眺望，笔直的甬路上依旧没有她的影子。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还是没有她，她像水蒸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时光如掉进泥潭的车轮，沉重、艰难地向前滚动，一个月在我的焦虑中碾了过去。我小心翼翼地向路人打听“她”的情况，得到的都是摇头。9号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焦虑，悄悄地暗中帮我探问，也是毫无结果，她认真地说：“这种人是不会轻易服输的，一定是出去闯世界了，不干出点儿事业，是不会回来的。我倒是特欣赏她这种性格。人嘛！就得有这么点儿拧劲，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这倔强的小姑娘。”我只能回她一个撇嘴：“关键是连人影都瞭不着，你上哪见去呀！”9号也乐了。晚上，我和妻子聊起此人此事，妻说：“可河北省也没有你这么‘没溜儿’的人，跟人家非亲非故，用得着你多管闲事？人家爱玩儿不玩儿，碍你哪道筋疼啦！”话虽然这样说了，我还是从妻子白皙的脸上读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与牵挂。妻子的话增加了我心中的沉重，我曾多次反思，如果那天我的话说得柔一点，软一些，或者再推迟一些时日，结果会是另外的样子，最起码不至于她突然失踪，可上哪儿去买后悔药哇。我也曾多次自我安慰：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又不是刚进校门的小学生，连这点儿“磕碰”都承受不起，将来能干什么大事呀！如此一想，我这颗还不算太老的心倒也安然了。但这种安然只是短暂的，不安却是长久的。她的失踪时常搅得我心烦意乱，整日被忐忑围困着。这让我想起了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那段话；“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两者相差甚远，显然不能相提并论，我倒是感受到了那位失败将军的沮丧与无奈。
酒桌上，我和几个透心透膛的朋友谈及此事，他们竟将吸毒、癌症和车祸往她身上安，这是我决不能接受的，却又找不到适当理由予以驳斥。只能私下揣测：她大概去远方投亲靠友了，或是到海外继承遗产，去过那种慵懒无忧，醉生梦死的日子。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另有一位哲人也曾说过：“孤独属于强者。”我这个不知名姓的小朋友，她算是强者还是弱者呢？我无法给出答案。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她是孤独的。在重大事件面前，她很难找到可信者与之商量，同事、同学、老公甚至老师和父母，全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她人生的字典里没有“冲动是魔鬼”这个词。平时她很难提醒、警示自己。一事当头，常凭借冲动做出决断，这种决断所付出的学费往往是她负担不起的。在激烈的竞争中，世上有多少可造之才带着无奈、悔恨和泪水退出阵地。我总是幻想着这个执拗的小朋友和她的小狗，能突然地出现在视野里。一个月过去了，大地开始泛绿，梧桐树的枝丫上钻出了緑芽，三个月过去了，蒲扇大的叶子绽满了枝头，一转眼又到了秋风肃杀的季节，姜黄色的落叶伴随着我的惆怅簌簌飘落， 铺满了树下的透水砖。环卫工人每隔几个小时便清理一次，但是，他们前脚刚走，后脚又“满路尽戴黄金甲”了。
树冠日渐光秃，地上厚厚的落叶使我想起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句子，季节到了，叶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树和叶子百般不舍，千般的拒绝，总也改变不了叶、树分离是现实。我的旅游鞋碰着落叶发出哗哗的响声，踩下去暄暄的，软软的，我能感受到它的弹性，抬起脚叶子又和好如初了。我走着，走着，耳边仿佛从天际传来歌声：
我愿我的门前
有排高高的杨树，
我愿它的落叶
飘满门前的小路，
我愿你从远方归来，
和我踏着落叶行走，
我愿你温馨的气息
总在我的耳边吹拂，
我愿我们永不衰老，
并肩走这漫长的小路……
我索性摘下耳机装进衣兜，慢慢地咀嚼着这诗一般的歌词，细细地享受深秋“脚步声”带来的惬意。我隐约地记起这是一首八十年代电视剧的插曲，时间太久远了，我能想起的歌词也只有这么几句了，还不一定准确。电视剧的名字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相同的境界，相似的愁绪，我由衷地感叹那位作家手中神奇的笔。冬天即将来临，“春游芳草地”的日子自然就不远了，然而，我心中的惆怅反倒更重了。我很小的时候，叔叔说我身上有一股诗人的气质，几十年过去了，诗人没能当成，身上的多愁善感却更浓了。为一个不知名姓的小朋友离奇的“失踪”，而饭不香，茶不思，睡不稳。我很不愿意把她说成失踪，却又找不出合适的词来，不知有没有介于失踪与出走之间的词，一晃几个春秋飘然而逝了，路边的梧桐树由“青纯少年”长成了“憨直的壮汉”。当年那棵树上又落了几只喜鹊，我立于树下仰头搜寻却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了。浓緑硕大的叶子不仅遮住喜鹊，还罩住了黑亮亮的柏油路。老太君方队的人员增加了不少，他们的脚步依然轻盈，服装照旧艳丽，队形一会儿分散，一会儿集中，还保持着相互的间隙。原先常走在最后的4号老太太冲到了最前面，9号悄悄地告诉我。老太太那两个大龄女儿找上了对象，听说很快就要结婚了。要说可也是，两个水葱似的大姑娘要身高，有身高，要模样，有模样，还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可就是找不到如意郎君。老太太天天嘟囔，日日催促，女儿们听烦了连家也懒得回了。一晃就成了三十大几的老姑娘，这事让谁摊上，能不糟心呢。可糟心归糟心，老太太连女儿的面都见不着，却还在“锲而不舍”地瞎着急。您说这老太太的腿脚能有劲儿吗。老话说的好：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俩女儿像故意跟老妈作对似的，单等她心灰意冷时突然带来了各自的男朋友。老太太险些被这天大的喜事砸晕了脑袋，从此神清气爽，脚下生风。遛早时总是暗中告诫自己慢点儿走，可走着，走着，就成了排头兵。这9号老太太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是个热心肠，看得出她平时对4号没少观察，也没少操心。
老太君方队的新成员里，最引我注目的是一个猫着腰走路的老者，她的腰弯得很厉害，像在鞠着躬走路。她抬着头，脖子直挺挺地伸着，一条素雅的纱巾在肩头飘着。她一只手背在后背上，说是手臂压在背上倒是更为准确些，另一只手上捏着几个刚捡拾来的烟蒂。两只脚腾、腾、腾地向前扔着外八字，步幅挺大，也很快，我想这外八字步，一定是她猫着的腰制造的“产品”。瘦削、棱角分明的脸颊，灰白的头发与那朴素的紫衣蓝裤浑然一体，看得出年轻时她是个很有回头率的女人。她是个高个子，猫腰使她比别人矮了一头，按说她这样的身体理应被拉在队伍的最后，但她不仅将最后的位置（常常）“让给了”同伴，还把痛苦的感受甩给了旁观的路人。她那腰是新病还是老伤我一无所知，还是那热情的9号帮我打探了个究竟：她叫姚翠青，李各庄村人住在永利花园，今年70岁了。四十年前（1980年）在生产队干活时，从高高的麦秸垛上摔了下来，当初没觉得特别严重，贴了些伤湿止疼膏，休养了十来天，疼痛稍一减轻便去出工干活了。她是个很能扛病的人，小病小灾的是打不倒她。生产队解体后脱离了紧张劳动，她的伤却一天天地重了起来，老伴用三轮车载着她整日跑医院、找大夫，总没见实效。疼痛一天天地在加重，实在扛不住了就嚼几粒止疼片，找民间的土大夫揉一揉，拔几下罐子，或是贴上几贴膏药缓解一下。在家里她拄着拐在院里溜达，出了家门只能推辆自行车当拐棍子使。随着年龄增长她的伤痛日益严重，到了2018年秋天疼得她实在扛不住了，才被儿女们送进了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确诊为腰椎陈旧型压缩性骨折引发神经阻滞。手术的风险极高，她一咬牙做出了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做！”。此前她整整硬挺了38年，这是多么漫长的时光啊，它漫长的让人不寒而栗，有世界末日降临般的恐惧。清晨，北小营的上空弥漫着一个不幸的消息，昨晚某机关不满38岁的女科长突发心脏病离世。善良的人们无不为之震惊、惋惜，悲伤如漫天的雾霾让人透不过气来。遛早的人们没了说笑，一脸严肃，个个像焦急的旅客奔向车站。女科长生命的38年，姚翠青每天都在跟病魔和巨痛抗争。她们俩享受着天堂与地狱般的差别，一个是如花似玉，从头到脚都盈溢着人见人爱的荣耀，春风满面志得意满，一个背负家庭的苦难，疼痛难忍，万箭穿心。我听抗战老兵讲过；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并不可怕，和鬼子拼刺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也不可怕，而真正让人“肝儿颤”的是躺在担架上向后方转移，一是伤疼得难受，二是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弓腰塌背的姚翠青，咬着牙在痛苦、绝望与挣扎中一天一天地熬了38年。她从一个年轻少妇熬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从她渐渐远去的背影，仿佛看到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时的隐忍、坚韧和刚强。9号说：这老人38年来从未向集体提出过任何要求。一切痛苦和磨难都默默地扛着，忍着。我记得1981年，公社建筑队有个女工被砖头砸了脚面，住院、吃药、康复，休了1年多的工伤假，建筑队解体时她领取,一万多元的工伤补偿金（相当于当时18年的工资）。我没有嘲笑、鄙视那女工的意思，只是将两龄人（那女工也70岁了）做一下比较，如果她们调换一下位置其结果必将南辕北辙。手术在家人焦急的等待中进行着，她的后背被开了一尺多长的刀口，800毫升血一滴滴地流进她的血管，大夫摘除了她两根肋骨，从大腿上取两块骨头移植到腰椎上。手术获得了成功，她纹丝不动地躺了6个月，静候着骨移植的成活，待身体复原后再进行二次手术——矫正那早已变形了的腰椎。一年过去了，两年也过去了，二次手术一直在等候姚翠青的决心。她一脸的沉静，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一字一板地口述电文：没有新型合作医疗的报销，我负担不起这巨额的手术费，既然第一次手术花了国家那么多钱，那二次手术的钱就省省吧。她的选择既为国家省钱，也为自己免除了六个月卧床的煎熬。她坚信主治大夫那句话：“如果能够科学地坚持锻炼，这腰也能慢慢地直起来。”一年后，腰上的疼痛消逝了，活动也能自如了。腰虽然没直起来多少，她已经很知足了：“弯点儿就让它弯吧。反正咱也是土埋脖埂的人了。”听了9号的陈述，我肃然起敬了。“姚翠青说：她不怕疼，更不怕死！只怕钱也花了，手术失败，整天躺在炕上动不了窝，给儿女们‘找病’！”9号又补充了一句，她原本红润润的面颊，似乎被姚翠青的病情涂上了一层姜黄。
“中国的老人都在为儿女们活着。在家里他们没有退休，没有节假日，只要身体还能动弹，他们就永远不会下班。”这伤痛如发生在儿女身上，姚翠青将整日以泪洗面，会哀嚎老天的不公，会倾其所有，以自己的鲜血、筋骨以及性命换取儿女的健康。如今灾难发生在自己身上，姚翠青们却默默地忍着、扛着、挨着在儿女面前还要强颜欢笑，故作轻松。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情怀，我默默地为善良、悲苦的姚老人祈祷，祈盼她的腰早日直起来……看着老太君们渐渐远去，我默默地低声哼唱起来：
一颗颗红心向着北京，
一张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祝福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一路哼着，唱着，唱着，哼着，到了自家门口才发现我的歌离腔叛调了。
我的母校已搬进了更新、更大的楼区，更名为顺义区第十三中学，成为集北小营、木林、龙湾屯三个大镇的初、高中教育中心。我常常自问：“将来这里变成了大学，她还能算是我的母校吗？”没人能告诉我。五十年前，这里只是一所初级小学，后来增加了五年级和六年级，再后来增设了中学，成了北小营公社三所中学中的老大。现在她承揽了顺义东北部初高中教育任务。我似乎也不太渴望有什么答案，她是母校与否比起她的使命和国家的发展，实在是太渺小了。算起来，我那个不知名姓“小朋友”离奇的消失已经五年多了。我每日早起照常，苦读依旧，一次次地幻想着她突然出现，在蜂拥而出的会场，在人流如织的商厦，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她摇下车窗，笑容满面地向我招手：“嗨！叔叔，我回来了！”然而，冬去春来，万物更新，那个带着小露露奔跑着的“她”始终没能出现。在京都，在县城，凡看到带有头像的公示栏、光荣榜，我都要走过去细细浏览，看看有没有她。一次次地查看，一次次地失望，居然没能让我绝望，反而使我坚信她一定会回来的，到那时我将如期写下《遛早的续篇》以飨读者。
世界上有许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没有结局的故事会经常发生。清晨，终古常新的太阳依然升起，上班的人们照旧忙碌，我的写作和遛早自然不会停止。随着时光的渐渐流逝，茫茫人海中她倔强的身影在我脑海里，似乎越来越清晰了，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记忆里，久久地不肯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