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推动作家写作的最大动力还是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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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过早定型，希望自己晚熟
文 |莫言让作家产生创作欲望的，推动他写作最大动力的还是人物形象。你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案件的报道，这个案件里的人物或者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触动你，让你产生创作的愿望，把这个故事扩展成小说，是因为它激活了你头脑中的很多记忆、激活了你生活中的很多经验，激活了那些存在于你记忆中的朋友。我简单回顾一下我的创作历史，我曾经有很多幻想，一会儿想写天文，一会儿想写科技，有时候也想写童话，之所以会写《晚熟的人》书里这样一系列故事，是因为这些人物，有的就是我的朋友，有的甚至跟我像孪生兄弟一样，是彼此的知己。这七八年来确实有很多很多感受，仿佛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才能把自己的这些丰富感受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大部分读者，包括很多评论家，也都说一个作家只有拿出一部长篇来，仿佛才能够证明他的才华、证明他的力量。但是我们都知道，鲁迅也没写过长篇，沈从文也没写过长篇，国外没写过长篇的伟大作家更多，像莫泊桑、契诃夫。我们应该承认长篇小说无论在体量、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反映生活的丰富性上，确实超过了中篇和短篇。我也有一个长篇梦想，希望能在最近几年拿出一部好长篇来。假如要写一部长篇也不是特别困难，半年时间一定能写完，但是我想如果写，肯定要写的跟以前不一样，跟以前的艺术水平相比较是不是高？这个很难说，但是故事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使用的语言也有变化，这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追求。所以我还在努力，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拿出一部让大家看了以后有一点点耳目一新的长篇小说。我对我的要求，肯定比你们对我的要求高。都说诺奖有魔咒，很多得了诺奖的作家都会陷入创作停滞，无法超越自己的困境，所谓的诺奖魔咒，应该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为大部分获奖作者在获奖后都很难再有力作出现。客观原因，获得诺奖的作家一般都七老八十了，创作巅峰期已经过去了，有的人甚至获奖后没几年就告别人世了。但也有作家在获奖后依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像马尔克斯在获奖后还创作了《霍乱时期的爱情》。所以我想我能否超越自己、能否打破诺奖这个魔咒，现在不好判断，但是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做准备，也就是说我花费在案头上的准备工作远比我写这本《晚熟的人》新书的时间要多。晚熟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首先，“晚熟”是故乡的朋友们挂在嘴边的一句戏谑之词，大概有两层意思：第一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看起来智力没有开化，干一些被大家嘲笑的傻事，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傻；还有一种人，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故意装傻，揣着明白装糊涂，以此回避掉很多矛盾。我在小说里写的“晚熟的人”属于第二种类型。这本小说集里很多人物都是我的小学同学，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书里的人物跟我一起慢慢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变化、在成长、在晚熟。其次，“晚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代表了求新求变、不愿意过早故步自封的精神。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讲，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要是过早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我想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断变化，希望能不断超越自己，但是超越自我难度很大。我不希望自己过早定型，希望自己能够晚熟。这次这本《晚熟的人》我既是作为写作者，也是作为作品里的一个人物，深度介入到这本书里。知识分子还乡这个角度的小说延续了上百年，当年鲁迅的故乡，欧洲、美洲很多作家也写过类似的作品，其中不乏经典。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就使用过这个视角，现在依然延续了这个视角，不同的是，这个视角本身在发生变化。第一，作为作家和讲故事的人，我这个人发生了变化，我看问题的角度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年龄变大了，视野可能变广阔了，我的思想是不是变深刻了，很难说，但变复杂了，是肯定的。其次，因为2012年获得诺奖，让我的作家身份又添加了一层更复杂的色彩，这样一个人回到故乡，他所遇到的人和事也比过去要丰富得多。还乡的视角是旧的，但因为人变了、时代变了、故事变了，所以这个视角又有了新的含义。我之所以敢把自己的真实名字放到小说里，就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解读都是可以的。其实我跟小说里的这个莫言是在对视，我在看他，他也在看我。而他在小说里不想做的事，我在生活中也许做了很多，这就是他跟我的区别。就像孙悟空拔下一根毫毛变成一个猴子，只不过有时候猴子自己跑了，孙悟空想让这个毫毛回来却找不着了。如果我年轻三十岁，我的小说你可能读不懂，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大家都在追求现代派等各种各样西方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手法。但是随着人的慢慢成熟，我才意识到用最普通的、最平常的语言把故事讲好，才能够显示出一个作家真正的成熟来。我现在写的小说，你们肯定可以看懂，老少咸宜，都可以看。少年儿童的话，读一读《晚熟的人》书里的那篇《火把与口哨》也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读者能够从书里面读到自己的身边人或者读到自己，这对一个作家是最大的安慰。我们作为一个读者能够被某些书打动，甚至为书中的人物命运而担忧痛苦，那就说明这本书里写出了我和我的感受，它具有高度的典型的概括力。确实是作家塑造的这个人物代表了很多人，写出了很多人共同的感受，读者才会有共鸣、被感动。作家会把一个小小的舞台夸张成一个广场，当然也有办法把一棵树木夸张成一片森林，有时候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完全可以夸张成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我想最重要的也不在于是不是真的存在我小说里描写的这些场景，因为这个场景毕竟只是人物活动的舞台，我完全可以把这个场景变掉，不叫高密东北乡，叫别的地名都是可以的，但我没有这样做，还是有一种惯性，感觉这样比较熟悉，小说里的人物可以找到原型，但肯定不是他。鲁迅说过，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可能嘴巴在陕西、耳朵在河北、身体在湖南。过去我认为只有城里的年轻人在玩手机、在利用网络，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农村人在网络时代也突然成长起来，过去农村的信息比较闭塞，交通也比较落后，也许一个人一辈子没到过县城、没坐过火车，现在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如果按照过去的习惯来衡量的话，都是很老很老的人了，但恰好是这些在过去被认为很老很老的人，现在对网络的熟悉、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跟城里的年轻人同步的。所以我在《红唇绿嘴》里写的覃桂英这个人物年龄跟我差不多，她也有非常曲折不幸的人生经历，这样一个人在当下没有变成一个科技盲，甚至比很多年轻人更知道网络能给她带来什么。这样的人物在过去我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这也是时代造就的一个人物。写的时间越长，遇到的困难就越多。我写了四十多年，现在举步维艰，比上世纪80年代初刚开始写的时候困难多得多，那时候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几乎不用考虑任何读者，更不用考虑读者看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觉得好还是不好，只要我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写，那我就这样写。现在年龄大了，肯定是没有那么任性了。首先我自己了解的文学越来越多，我已经知道很多人曾经怎么样写过，我想我起码不应该重复别人用过的这些办法。其次，我自己的作品积累越来越多，我的一个最低要求，就是不愿意再重复自己过去已经写过的东西，但是能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也很难，就像一个人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以后，你突然给他改变了，他不知不觉又回去了。我记得一位老书法家曾经说过，当你年龄大的时候，你年轻时候的那些毛病会回来找你的，你以为当时千方百计努力地克服了，但是年龄大了它又回来了。所以写作的时间越长，面临的写作难度越大。我最近这两年在大量阅读地方志，譬如我们老家周边的十几个县市的文史资料，这都是很多人对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回忆，让我仿佛回到那个时代。我也跑了老家高密周边的十几个县市，每到一个地方，先搜集这里的地方志，然后再看博物馆和一些所谓的名胜古迹。这样既有对文字的阅读，也有对自然景观的阅读，会让你真正深入一个地方的历史深邃之处。假如要写历史小说的话，我想这些工作是必须要做的。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生活趣味的人，平时不写作就是读读书、练练毛笔字、听听戏，不然就散散步，不像毕飞宇会拳击、打乒乓球，我也没什么体育锻炼。我也有微信、有朋友圈，会看，但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刚开始用时确实很入迷，天天看，后来也就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了。最近这十来年，中国作家里写毛笔字、画画的人太多了，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欣慰的好现象，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学习和训练，而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我曾经狂言过，不用毛笔写字是理解不了古人的，是看不懂《红楼梦》的，是读不懂唐诗宋词的，只有你拿起毛笔书写的时候，才能跟古人站在同样的高度思想。当然这是文学的语言，略带夸张。一切历史都曾经是当下，所有的当下也都会变成历史，所以我们不妨把历史当当下，也不妨把当下当历史。当你意识到一切当下都会变成历史的时候，也就说明你的所有作为都是要留下印记的，你是要负责任的。一切的历史同样是当下，我们温故知新，就可以从当年那个当下里面来汲取教训，取得经验，获得智慧。02
以遥远的星球和时空的距离来展开小说
文 |蒋方舟跟身边很多写作的朋友交流，大家都说每天不断刷手机，等待一个拐点，期待疫情就要结束、生活就要恢复正常、可以去上班了……但每天开始疯狂刷新闻之后，你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大家转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相互渲染这样的情绪，大家都会觉得要被这些资讯吞噬了。身在其中还有一种特别不真切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从屏幕里面去了解现实。当我们感叹这个新闻太悲惨了，准备要划掉看下一条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划到一个搞笑的小视频、一个喜剧或者脱口秀的卡段。这种时候，我会觉得很多情绪真切地隔阂在一个特别模糊的地带当中。新书取名叫《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书的第二篇故事，也就是《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我想写的是一个推想小说。故事也许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欧小国，讲述女主人公所在的世界经历了大型瘟疫之后，各个国家开始封锁和隔离，就像星星不再发光一样。小说是在悲观的背景下预想了一个世界。与此同时，这个世界还有另一条宇宙的线索作为对照。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个天文学家，她在看星星的时候，给她的儿子编出一个星星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的对应。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当中的距离感。我觉得人们通过手机看到真实发生的悲欢离合和世界变化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种很强的隔阂感。所以我当时就想到以遥远的星球和时空的距离来开展我的小说。这是我这次写作的一个尝试。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讲这个世界未曾发生的历史，平行时空里的未来。其实非常简单，它可以由两个问句组成，第一个问句是“如果这个世界变成某种样子，那我们会怎么样？”第二个问句是“如果我们设想的这种世界继续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在推想小说里面，你不会看到人都移居在火星上，或者一瞬间人都把意识上传到云端这种非常科技的东西。你看到的是一个和我们有点像，但你又觉得有点陌生的世界。其实这一类小说给了我们一种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一种共情的能力，我们代入到这个人的视角当中，我们用他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会去想如果到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很多科幻小说是以现在为起点，设想未来多少年发生的故事。而推想小说往往是先设置一个过去，再从这个设置出的过去去推想一个未来——这个过去很可能并不是真实发生的，它跟现实就有了一种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的关系。写这个小说的另一个源起，是我当时看到了费曼的一个故事，《费曼物理学讲义》里讲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世纪20年代一个叫做爱丁顿的科学家，有一天做实验的时候发现，星星会发光是因为星球内部的聚变反应。他当天就约他的女朋友散步，女朋友说你看星星真漂亮！天文学家说你现在就在跟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他女朋友笑笑，也没有什么反应，这件事就过去了。于是，费曼说，世间的事总是这么孤独，但是没关系。我当时特别被这个故事打动。我们小时候，每个人看到星星发光时都会问这个问题，星星为什么会发光？但每个人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星星发光是为了找到彼此。我设想，如果有一天跟一个人在星空下散步，我说出这个答案，他也可能会满脸尴尬。我觉得人和人的交流可能经常很困难，但是并没有关系。这个故事里人对孤独都是非常坦然的，我也非常想描述一个时代变迁当中非常孤独，但是对孤独又非常坦然的人。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复杂的词，有很多种意义。比如说物理状态下的独自生活；也有身处在亲密关系中的孤独，比如和男朋友、女朋友同居，或和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但是大部分时间里大家难以沟通，这也是一种孤独。当你并不和其他人共享一个空间，只能自己呆在一个隔离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和冷漠是那么让你恐惧。我觉得面对孤独也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人在很多时候会期待孤独，期待自己待着，别人不要来烦我；有时候人又会因为这种孤独而难过，或自怨自艾。人不太会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因为所谓“人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你只是经历你正在经历的生活。反正到目前为止得到的都是满足感和收获。对我来说，通过写作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心神和心智就不会被其他的事情干扰。尤其是我现在也没有在媒体工作了，追踪热点、社会议题和公共情绪不再是工作，真是一个挺大的解脱。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只把自己的事想好，再去关心别的事情，大家的心态可能都会好一点。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真实的问题其实是自然科学提出来的，比如时间是什么？距离是什么？星星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我觉得文学也好、自然学科也好，回应的都是人类特别原始的一种好奇心，让我们用各种奇妙的假想去解释那些我们熟悉而陌生的事物。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也想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决定我们生活的到最后还是人性，技术其实某种程度上取代不了人性。就像我原来一个朋友他跟我聊一个事情，他说现在有些国家在实践一种所谓用AI做法律的裁决。因为人们觉得人会有偏见，会受情绪的影响，而AI不会受这个影响，可以随时做一些判决，感觉很公正。我朋友说，但是AI大数据算不出一件事，算不出这个人有没有悔改之心。就是它可以通过他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去推断出他行为的动机，但是它推测不出他未来是不是有悔改之心。很多时候这种东西你必须看着另外一个人的眼睛，然后做一个特别主观、赌博式的决定。我觉得这就是人心可贵，没有办法被技术所主宰。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懦弱，也看到人性的闪光。第四篇小说《边境来了陌生人》是关于不平等和永生的话题，想到这样的主题写一个故事，是缘于2018年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讲基因编辑。有一位叫贺建奎的教授为了治疗艾滋病，在生物医疗技术上使用到了基因编辑。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因为基因编辑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技术——可以通过基因编辑，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或者地球历史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我当时跟一个生物基因学学者去聊这件事，他说在外国有很多有权势的人，很早就在做基因选择了。他们在小孩出生前就通过基因选择决定小孩的身高、肤色、眼睛的颜色，甚至他们的长寿基因等等。听到这些我觉得非常震撼。当我们还在讨论教育内卷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在那么早的时候所谓不平等就已经被决定了。所以我就想在小说中设想一个永生的模型。永生在很多科幻作品中都存在过，但是，在这类作品里面有一个漏洞——可能一瞬间所有人都享受了永生，然后人们的意识都上传到云，或者全部可以停止衰老了等等。我这个故事中的社会模型里，永生是有一定顺序的，是一些人先能比我们多活三十岁、五十岁等等。在这样的设定下，我继续想象在这样一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会发生剧烈的社会冲突。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国外发生的“black lives matter”事件和法国的“黄马甲事件”。我当时有一种感触，我们的物质文明、技术文明进步了那么多，但其实人的对于不平等的愤怒仍可以像一把火一样，把所有这些技术文明搭建起来的堡垒都烧掉。人还是非常的脆弱，社会冲突还是会以一种非常激烈、原始、暴力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我在最后一篇小说中所探讨的核心话题。《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是一本稍微有点烧脑的小说。包括最后一篇故事用的是非常经典的《十日谈》结构——每个人不断地讲故事，但其实每个人的故事是有破绽的，到最后你才能拼出一个真实图景。其实我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太难，因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会发现，一个好故事只有一种讲述方式。如果降低难度或者太考虑读者，我觉得是不太诚实的做法。对写作者来说，考虑得太多就什么也写不了。前几天也和朋友讨论到小说的门槛。今天读者有大量的东西可供阅读，包括情绪很直接的短视频。这样的状况下，小说会处在一个有点尴尬的位置，因为小说不够快，又有门槛要求，对读者来说是有挑战的。我觉得这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当我们身处大量10秒把一件事说清楚的媒介之中，对长文章和有深度内容的理解力会下降，在世界范围内可能确实是这样。比如像《经济学人》杂志，800—1000字的文章，现在来看你会发现这文章好长。另一方面，是小说能不能被取代的问题。比如说我自己非常个人化的一个感受，可能一些乡土文学并没有一个农民直接拍出的一个短视频来得更直接、生动和有力度。但我在想，作为写作者应该想的是，怎么去创造出一种只有文学才能表达的东西。创造一种不可被替代的叙述，而不是觉得类似“这届读者不行”“这届观众不行”“这届读者不配看我的小说”。我觉得这是写作者不应该有的一种自大吧。我觉得也需要读者有耐心、有善意和有好奇心去看小说。我觉得这个要求说高也高，说低也低。但是读者至少能够带着一种不那么容易被冒犯的心态去看文学作品，那样会收获更多。我和很多人交流，有说文本的东西我不懂，它就是不好的；或者文本里提了一个人名我不知道，就觉得作者是在羞辱我。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希望大家无论是在看书还是看文化节目的时候，都能够心态放得更平和、更开放一些。你除了是一个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以外，也是跟作者交流的一个对象。如果大家的心态都能够放得更平和一些，或许会更好。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不确定这本书能不能够得到读者的理解和回应，但我觉得还是要写下来。就像是一个孤独的召唤一样，故事也许能够得到回应，也许得不到回应，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发出一次在星空下散步的邀约。得到回应的瞬间未必在此时此刻。可能在遥远的未来某一个书架上，会有读者看到其中的故事，会有读者回应其中的孤独，会有读者回忆起来离我们并不遥远的2020年。其实我也是一个缺乏生活经验的人。之前在写一个小说，后来觉得写得很不好，甚至不敢拿出来发表，因为我发现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小说里涉及到一个人买菜要讨价还价，我发现我不会讨价还价，我买任何东西都不跟人讨价还价，所以写下来的讨价还价觉得很假。以前我的写作是向内看。当我缺乏生活经验的时候，我就看我自己，观察我自己，解剖我自己。我觉得这是我找到写作题材的一种方式。而写这本书时，我找到是向外看——我设想一个不存在的年代、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都说要写身边的事情，我觉得未必如此。我看到很多比如科学家，有时候他们小说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们把头脑里科学的故事移植到自己的写作上。包括像刘慈欣老师，他也不是一个非常专职的作家。他之前在发电站工作，每天去看星星，这个东西给了他无限的灵感。所以当你从生活中找不到鲜活的例子，也许你用显微镜看一个草履虫时，你会发现它带给你新的写作灵感。谈到阅读，我觉得需要找到介入书的媒介。比如村上春树就是特别好的媒介，我看很多的作家都是因为村上春树说喜欢他。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但他推荐的很多作家，比如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钱德勒等等，我都是看村上春树说他特别好，我就去看看。这是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中出现过的一种现象。现在很多在做读书节目的人，各个领域做文化产品的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关键是你要对这个人信任，然后可能就对他阅读的品位、阅读的选择会有好奇。本平台法律顾问：李建阳，法律热线1891172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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