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平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方向：清代文学与文化，清代文献学）；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摘要：清代文学女性的数量与著述成就，远远超过前代。她们的社会文化功绩，应该从整体上考察评价。文学女性出嫁，带出父母家的家教，此种家教与夫君家的家教汇合，或互补或强化，形成家学传承的新推动力量。故可将婚姻视为一种机制，它既有生物性繁衍，也有文化的传承生发。同时，文学世家的多重或世代联姻,构建了新的世界，使得物理性的时空富有人文和人情意味；姻亲网络覆盖了广大地域，以联姻为脉络，可以更好地理解地方性文人群体和地方性文学(学术，艺术)流派形成的基础。在宗族，科举，耕读传家理想等交织的传统社会语境中，姻 亲网络中有文化资源的流转和地方文人社会的衍生，还塑造了多个”地域文化板块”。在”地域文化板块”的基础上，可以文学世家的联姻等视角来考察苏、浙、皖三省的联系，提出”东南三省文化整体观”之类的设想。
关键词：文学女性；姻亲网络；文学世家；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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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文学女性在家学传承中的作用
清代尽管是女性作家最多、女性文学最为兴盛的朝代，但是因为传统的深层影响，女性的文学才艺并未得到充分施展，有时甚至处在被抑制的景况中。以清代女学发达的常州为例：
（钱孟钿）年十九，归博陵崔茝坪。崔郎亦好学，夫妇日相唱酬。壬午，余（钱维城，钱孟钿父）视学浙江，偕崔郎来省予，与诸昆弟结浣青诗社，余亦偶与其事。余尝谓孟钿曰：“汝不事女红，而好吟咏；汝性慧，而两弟俱钝,读书未成：此非余所愿也。”[1]（丁履恒女丁瑛辉）幼聪慧，母庄氏博通史传，瑛辉泥母求学，母不之许，戒之曰女子通文艺非福也。乃潜诣塾，旁听诸兄读，间从问字，学为诗，甚婉约。适自徵后，见吴家俭素，恐以文字妨妇功，辍弗讲，偶触发，饶有姿韵。[2]太孺人姓庄氏（刘逢禄母），世为里中望族，幼尝逮事外曾王父浙江海宁兵备道南村公暨外曾王母钱太夫人。南村公邃于理学，尝授以《毛诗》、《小戴记》、《论》、《孟》及《小学》、《近思录》、《女诫》诸书。外王父礼部侍郎方耕公为当代经学大儒，又获闻六艺诸史绪论，故自幼至老，酷耽书籍，马班范陈之史，温公之《通鉴》，尤周览不倦。年二十五，归我先考卣于府君。……府君常以词翰客游，薪水有时不继，太孺人处之泊如也。不孝逢禄年十一二岁，每当晚课毕，或塾师岁时解馆，即亲授以《楚词》、《文选》及唐宋人诗文，曰家学不可废也。……喜学晋唐人书，点画端劲，从母舅庄葆琛先生谓神似南村公。中年学为诗，无闺阁脂粉气，所存二十八章名《操缦室稿》，秘不示人，亦未尝与人谈及文字，曰非女子所尚也。[3]三例中可见妇功与吟咏、男性与女性、个性与家风的紧张关系。钱孟钿、丁瑛辉所承受的压力表面上是来于各自父母，实际上是源自颇具影响力的惯习。即使在风气开明的常州，也不能完全摆脱惯习的作用。常州文学女性境况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推想。因而在表彰清代女性文学时，在欣喜于其繁盛之时,也要回到历史情境中，查看那些隐晦与灰暗：女性文学才华并未得到正常展现，她们中的相当部分生活艰难，文学只是生活边缘的点缀。
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上册），黄山书社，2008年女性文学交流的空间极为有限，大约不出家人、亲戚、朋友的范围。以钱孟钿《浣青诗草》为例，集中关于亲戚的怀想、唱和、寄赠之篇什颇多，诗集各卷收录诗作总数是675首，关于亲戚的诗作总数是244首，超过总数的36%。钱孟钿诗作中涉及的交往人物大致界定了一位十分幸运的世家女性的文学交往空间。其他世家文学女性的交游范围，难有逾越钱孟钿者。她们的交游具有限定与封闭特征，可以据此推测她们所承接的文学以及所接受的影响，主要来自家族成员，她们有可能成为较为纯正的家学传承者。她们成为母亲之后，一方面因为丈夫的外出，另一方面被女性的主内角色限定，自然成为教导子女或其他年幼家族成员的老师。由于各种机缘的和合，这些文学女性母亲意外地获得了一个自己的空间。秀水钱氏（原籍海盐）为清代知名的文学世家，延续世代多，文士闺秀亦引人注目，如钱纶光、钱陈群、钱福胙、钱仪吉、钱泰吉、钱载等即为这一家族的杰出者。家族文化影响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作用，单就联姻而言，钱氏家族接纳了多名世家女性，如钱纶光娶陈书，钱纶光子钱陈群娶俞长策女，钱陈群子钱汝丰娶李宗袁女李心蕙，钱仪吉娶陈尔士等，这些女性对钱氏这一诗书之家颇有建设之功。陈书，晚号南楼老人，有《绣馀闲课》和《复庵吟稿》，善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南楼老人年寿七十七，她对钱氏后人的影响跨越数代，其子钱界、从子钱元、从孙钱载、族孙钱维城等皆从其受画法。又“钱餐霞女史斐仲，秀水人，萚石宗伯之后，恬斋方伯之女，适德清戚曼亭明经士元。明经工书法，女史能诗文兼习倚声，刻有《雨花盫诗馀》一卷，又擅小楷，学《灵飞经》。作花卉超逸有致，论者谓有南楼老人之遗风也”。[4]钱斐仲虽无缘亲承南楼老人音旨，然典型已立，可供观摩；亦可得家族长辈指点,故“遗风”犹能存留。以上单就绘画而言。而其课子的事迹，略见于《夜纺授经图》，此图经乾隆帝和诸名家的题咏，在清代广为士人所知。当钱纶光辞家随侍在外宦游的父亲钱瑞徵时，将诸子学业托付陈书。其时钱陈群方十岁，陈书授读《春秋》；钱峰八岁，授读《孟子》；钱界五岁，以小学开蒙。陈书“手录朱子读书法，榜于座隅，置字学诸书于纺车侧，曰：‘是吾师也’”。[5]
（元）程端礼撰；姜汉椿校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黄山书社，1992年陈尔士在治家教子方面的才干识见，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以集中显现。钱仪吉嘉庆十三年中进士，次年按例任户部主事，迎养母亲戚氏于京师，陈尔士随侍入都。嘉庆二十二年八月至次年七月，钱仪吉遭母丧奉柩南归安葬期间，陈尔士独居邸第，治家课子，留下家书二十八通。[6]现摘录陈尔士致钱仪吉书札片段，以见其持家的能力：（丁丑九月十三日）《金石萃编》前月二十九已送回。士（陈尔士）珠花已销去，价纹银六十两。如自鸣钟亦能销去，大兄去借会之项可无庸寄京矣。小儿女辈所患疮疖俱渐愈，可放心。英惟《左传》甚生《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上半部、《尔雅》、四书尚不算生。每日将《左传》熟理二十叶或四五十叶不等，士虽不知古文，看渠脉络尚清楚，请吾亭批改，甚精细清澈。今将批改原本呈上，知渠不敢废学也。
（十一月初十日）阿英近日读书颇肯用心。士出门或有事，即令作传或论。前日作《管仲传》，笔颇跳脱，看《国策》之功也。仍请潘年伯批改，为渠达所不能达，贯通脉络，讲求体制，阿英受益不浅。主人当札谢，勿迟也。明岁所谓盲年，拟于腊月为荷儿开蒙，且读《千字文》。
（戊寅五月初十日）儿女每黄昏请哥哥教《尔雅》中字五十。英借此可以熟《尔雅》，两有益之事。伊颇好学，惜是女尔。慈女亦肯识字,比四小小聪敏些。两小女皆欲从士读书，奈士怕烦，不敢招揽耳。[7]
以上三札，除第一札有买首饰以济家用的记载外，其他皆为教子女读书方面的内容，其中可留意者有五：其一，诸子女读书内容依年龄长幼，作有序安排；其二，读、理、温、写，请人批改，亦有章法，似可见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的影响；其三，陈尔士能文章，故对儿子文章能作评判，然谦称“不知古文”，请知者评阅；其四，让兄教妹学《尔雅》，促成“两有益之事”；其五，陈尔士教子女所读之书，起点不同一般，在童蒙教法中当属“书香世家”而不是“崛起”与“俗学’。“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八股试帖，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8]陈书的教子读书，以朱子读书法为指导；陈尔士教子读书法如书札所示，若近似《读书分年曰程》，则与朱子读书法为同一体系，则可见钱氏家族两代女性皆以超越“俗学”与举业的“古学”、“正学”培育家族子弟，钱氏家族能成为有名的诗书之家，与子弟读书的坚实起点与远大眼光有关。陈书、陈尔士的课子读书法，或承袭钱家固有计划，或从各自家庭带来，或是依循当时诗书之家通用的读书之法。在这些可能的路径中，两位母亲均是认真的执行者，在课读过程中，融入了她们的才学与心血。似无必要也无从考证子弟成才得益于母教多还是得益于父教多,但陈书、陈尔士教子的成功事迹的显现，是钱纶光与钱仪吉的辞家外出，无意中给她们留下有所作为的空间。据陈书、陈尔士的事迹，似可略作追问，在清代有多少文学女性在教育子女方面能得此机缘？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哈布瓦赫在论及家庭记忆时指出，新成立的家庭如果夫妻双方持守不同的家庭记忆，肯定会有冲突出现,这时必须对原有传统有暂时性的隔断或遗忘，时间稍长，彼此默契后，“当双方关注的事情变得相互交织、难分彼此的时候,为了建构只属于各自的记忆，他们就会为以前的记忆找个位置。”[9]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在婚姻中多是弱势一方。她们进入夫家，较长一段时间生活在隐忍状态中。因为在心智未完全定型的年龄告别父母进入陌生环境，她们似处于孤立无助的状态，此时的诗词往往多愁怨之音与凄苦之色；但经过与夫家数年的磨合，她们的地位逐渐确立，特别是当她们为人母时，被搁置的家族记忆有唤醒之机。
当她们的儿女初解诗文时，她们被抑制的文学才能有渐渐释放的机会，儿女成为母亲最忠实的受众。依照惯习，儿子可能比女儿接受更好的文学教育（从丁瑛辉的“乃潜诣塾，旁听诸兄读”即可见），而且授受更具情理。儿子是母亲的希望，他们可以弘扬母亲未能施展的文学才艺。熊秉真指出明清社会的书香家庭中，母亲常常承担抚养和教育孩子的双重职责，母亲望子成龙的心情较父亲迫切。因为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由于性别差异，母亲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公众的认可，她追求成功的心愿，只能通过男性来实现，而儿子无疑是助其显扬的最佳人选。[10]
家学从祖父辈、父辈（包括伯叔系列）得以传授给晚辈，这是家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而祖母、母亲那里，也有家学的另外一个来源。对前一来源而言，它有充实和更新之功（如上列刘逢禄母庄氏，即佳例）。祖父、父辈的传授是顺理成章之事，而祖母、母亲的传授在顺畅的表面下，有一个因为性别和惯习造成的“顿挫”。这一“顿挫”所积蓄的能量与仁厚的母性相结合，很可能使教育增强熏陶感化的作用。
二、融汇与生新：婚姻作为一种文化衍生机制熊秉真《好的开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一文以明清训蒙、教子的材料以及大量的传记材料为基础，呈现此时期士人家庭在科举取士的特殊政治制度下所形成的幼教文化，指出明清士人家庭对子弟的期望主要在于兴旺其家族，“而对家族中最聪敏慧黠的子弟而言，其最成功的人生是经由读书仕进，以提升其家族地位，创造家族之繁荣。所以我们常看到一方面士族长辈在赞赏一位聪颖可人的子弟时，总以彼等未来能光耀宗族立言。另一方面，家长对幼儿读书常寄以无穷之希望”[11]。在此前提之下，男孩的早慧好学得到特别的关注，并形成以“早学”“幼蒙“自课”为特征的幼教方式。“早学”是指五六岁即入塾读书；“幼蒙”是指男孩在入塾前，先在家里教他诸如识字、韵文诗句或属对之类的内容，“自课”是指家中的长辈自己指导幼儿早期的学习活动。自课的承担者“以父亲的角色最为重要，其次是祖父和母亲，再其次是父系其他的长辈，以及家中其他的男性长辈，或恰好有能力又有闲暇的家人”[12]。
《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父亲在子女的教育中当然是重要角色，但如考虑士人家庭中父亲因家族责任而赴京应试、外出为官、游幕、教书诸事，子女的教育过程中，父亲经常处于缺席的状态,此时就要依靠家族其他成员以及来自家塾的教育。子女的教育在大家庭中，来自多方面，其中母教十分重要。熊秉真在同一文中又指出：“明清时期士人家庭中，有不少母亲并没有受过多少正式的教育，其国学基础，是在类似皮（锡瑞）母这样耳濡目染，加上自己努力好学而成。他们所熟的经书，有些可能只会诵读，不见得能完全识得深义，懂得讲解，但是这样有限程度的古典学问，已适足使她们在幼儿居家启蒙之时，能朝暮以口耳相传，课子识字诵读，扮演重要的角色。”[13]这是当时社会的一般情况。但若讨论世家与文学这一问题时，应该注意到女性中的较高层次，即文学女性。以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清代女作家有3660余人；[14]又张宏生等在此基础上增补清代女性247人，[15]总计超过3900人。这是文献上记录有著作的女性的数目，而有诗文而无著作的女性就更多，一些地方性诗文总集、闺秀诗选、闺秀诗话收纳的文学女性数目就更大。而生长于诗书之家的女性，即使不能诗文,至少能得家教之熏染，无形中秉承重文传统。这些女性绝大多数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姊妹,她们对文学的生发有推动作用。作用途径大约有母教、兄弟姊妹之间的文学交流、与夫君及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流。钱穆以为家教包括家风和家学两项内容，[16]而婚姻是促其传递和更新的机制。费孝通指出：家庭的基本功能既是抚育，抚育的目的就在使孩子们能自立，所以等到任务完成,这个结构（家庭的三角结构）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功能。但是在抚育过程中，在这团体里共同生活的分子间却结下了亲密的感情以及很多合作的习惯。这些感情和习惯，一旦养成却并不因抚育作用的完成而消失。一个长成了的儿子或是女儿固然可以脱离原有三角结构而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三角，尽管这样独立成家，但是和原有的父母和同胞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总是存在的。凡是需要合作的时候，这些现存的关系就很容易被利用上了。[17]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婚姻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机制，家庭的繁衍与扩充、家教的传递于此可见。费孝通这里所论在家庭团体合作的感情与习惯，这是在耳濡目染中形成的，它可能是指精神层面的气质，也可能是处事待人的具体规则,应该在家教的范围内。这种论述，似指一般家庭，至于诗书之家，婚姻传递的内容就更为丰富。福建建安郑氏乃文学世家，郑氏家族中的女性，因联姻而促使家学的传播与新生。郑方坤，字荔乡，雍正癸卯进士，以诗名，有四女，俱能诗。护花（黄芸生，方坤母）晚岁卧病,犹口授孙曹诗，有“不辞严督课，家世是儒冠”句，人争传诵。
郑翰莼（字秋羹，郑方城女），知县林其茂室，有《带草居诗集》《画荻编》,承其父新蘩令石幢先生及叔父荔乡先生之教，以通诗礼名家。归山阴令林培根先生，以内政佐其循声。早寡，自课其二子，皆有令名称于世，即樾亭、香海二先生也。
培根先生山阴令不名一钱，去官后家计萧条，但剩残书两簏而已。而太安人处之恬如，《暮春感怀》云：“儿有残书勘课读，家无长物不知贫。”又《送春绝句》云：“残春委地恨无涯，狼藉谁怜旧绮霞。不忍看他零落尽，为伊细细护根芽。”如此襟期，林氏之兴，宜其未有艾也。[18]
第一节引文中提及郑方坤母黄芸生，黄氏有诗集《肃然集》，至晚年口授孙辈诗，儿辈、孙辈中多人以诗名，其“家世是儒冠”可与“诗是吾家事”等量齐观。第二节引文中述及郑方城女郑翰莼，承父辈之教“以通诗礼名家”，经由嫁娶，她将郑氏家风、家学带入侯官林家，于家境萧条时“家无长物不知贫”，课子女诗书，亦即护守其诗中所咏“旧绮霞”。“旧绮霞”乃诗书旧家的象征，意蕴所聚当在“旧”字，承此家族责任，故“不忍看他零落尽，为伊细细护根芽。”有此等心志,林家子女当能延诗书之绪。郑翰莼子林乔荫（号樾亭）是乾隆三十年举人，有《樾亭诗稿》；林澍蕃（号香海）是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有《南陔草》。其女林芳蕤、孙女林淑卿皆有诗集。建安郑氏与侯官林氏文学的枝繁叶茂，与各自家族中女性所发挥的作用大有关系。文学女性出嫁，带出父母家的家教。此种家教与夫君家的家教汇合，或互补或强化,形成家学传承的新推动力量。因而可将婚姻视为一种机制，既有生物性繁衍，也有文化的传承生发。这种机制能自行运作，即使在社会变革或动荡之际，它仍自行其道。也就是说，文化传承在官方的教育体系运行之外，还有一种最为稳定的机制在维系。“五男二女”据说是理想的生育模式，[19]它造就了家族之间的多重联姻。多重联姻意味着多个家族文化的汇合新生。文化传衍因联姻而生生不息，而家学因为多重联姻的保障，不致于在短期内中断或衰败。门当户对，所得的是“类聚”，独木因此汇合成树林，有树林才能形成或影响一地的气候。一个文学家族通过家族内部文学活动以及与当地的文学交流，确立其身份，建立其影响，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具体的场域；而联姻可以将数个类似的场域联系在一起，并经由文学活动的整合与促进，从而形成较为明确的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
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三、文学世家的联姻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清代文学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可从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见其规模；而其作为整体的作用与光亮，则有必要在《历代妇女著作考》的基础上再作探究。《历代妇女著作考》对清代有著作的女性的记载，在其家庭背景、姻亲关系等方面皆留意表述，但往往一个家族的女性成员因为笔画顺序的排列而分散在多处，多少有些书目式的静态描述特征。如果以一文学世家族为单位，将该家族成员数代姻亲关系梳理，对于此家族而言，可在姻亲脉络的梳理中获得整体感，同时可显现一个家族以联姻与其他家族形成的多重关系。单士厘的《青闺秀正始再续集》是一部专题性的总集，对所涉及的文学家族予以有意识地揭示和表彰，对文学女性所在的家族颇有汇聚、建立关联之功。[20]循此思路，笔者编制出《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其中收录世家数目是：直隶25家，山东17家，江苏289家，安徽49家，浙江235家，山西7家，河南8家，湖北8家，江西35家，湖南27家，广东13家，福建28家，贵州7家，广西8家，陕西1家，四川5家，云南1家，籍贯不详者3家，共计766家。这是以女性为中心建立的世家分布图，强调的是婚姻的建构与联系之功。家学传承，世代之间相对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文学女性出嫁，带出父母家的家教；此种家教与夫君家的家教汇合，或互补或强化，是家学生生不息的推动力量。766个文学世家虽非清代文学世家全部，然就其包含的人数、覆盖的空间与延续的时间而言，足以说明婚姻作为一种文化生发机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由此亦可进一步推论，在需要政治体制维持的官学崩坏或不能正常运作之际，具有选择性的婚姻承担文化传承之责。它自在运行，根基深广，为文化传承提供巨大的保障。动荡或变革后的文化复兴，作为私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学，多能提供有力的援助。世家联姻，讲求门当户对，往往能延续数代。如此着意讲求，有利于家风与家学的培育，亦可使家风与家学不断累积，渐臻醇美。婚姻的讲求，可从《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中排列的文学联姻看出：5289重文学联姻（含重复）中有4716重可归汇于766个家族，只有573重姻亲是单线，即不能归入某—家族。数量如此悬殊，愈见联姻中选择性的明显。世家并非天生，乃数代用心经营的结果。门当户对不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惯习，而是积极的文化行为。世家对婚姻的讲求，表现在时间的脉络上是书香与风雅的延绵，表现在空间上是家教（家风与家学）发散性扩展。联姻不局限于所在的乡、县、府，亦多有邻省、甚至千里之外的婚姻。766个世家的联姻以及573重单线联姻的交织，呈现的分明是一幅文化交流网络图。网络图的特别之处还在其血缘特征。或近或远的地理空间，因为婚姻的关联，变成具有人情意味的区域。彼此往来，互相惦念，因为人情与人文的渗透，婚姻构造了一种新的空间。
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以下选择《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中文学性联姻次数较多的14个家族作具体分析（部分籍贯不明者，不在统计分析范围内）。曲阜孔氏67次：省内联姻9次，浙江18次，江苏18次，安徽8次，直隶6次，湖北、江西各2次，山西、湖南、云南、四川各1次。
武进庄氏116次：省内联姻81次（其中武进33次，阳湖24次），浙江16次，直隶3次，安徽、山西各2次，河南、江西、陕西各1次。
宜兴储氏44次：省内联姻42次（其中宜兴23次，武进9次，吴县、阳湖、元和各2次），广西1次。
宜兴任氏81次：省内联姻73次（其中宜兴59次），安徽5次，浙江1次。
吴县潘氏51次：省内联姻40次（其中吴县14次，新阳11次，长洲6次、吴江3次），浙江10次，直隶1次。
桐城方氏125次：省内联姻84次（其中桐城78次），江苏17次，浙江7次，山东、山西各4次，河南、江西2次，湖南、贵州各1次。
桐城姚氏164次：省内联姻144次（其中桐城126次），江苏10次，湖北3次，河南、直隶、江西、广东、广西各1次。
桐城张氏198次：省内联姻176次（其中桐城171），江苏8次，浙江、江西、直隶各3次，湖南、云南、四川各1次。
秀水钱氏32次：省内联姻23次，江苏7次，安徽、山东各1次。
海宁查氏45次：省内联姻36次（其中海宁14次，海盐6次，秀水6次），江苏5次，直隶、安徽各1次。
海宁陈氏178次：省内联姻89次（其中海宁31次，仁和13次，海盐12次，钱塘6次，归安3次），江苏57次，直隶7次，山东6次，安徽2次，四川、广东、福建各1次。
钱塘许氏81次：省内联姻46次（其中仁和18次，钱塘13次，桐乡4次），江苏17次，安徽7次，江西4次，河南、山东、福建各1次。
新城陈氏46次：省内联姻26次（其中新城14次，南丰4次，新建、东乡各3次、铅山2次），浙江、安徽、湖南各3次，山西、河南各2次，直隶、江苏、福建、湖北各1次。
长乐梁氏24次：省内联姻16次，山西2次，直隶、浙江、湖南各1次。
以上14个世家当中，作为“天下第一世家”的曲阜孔氏的联姻有其特殊性，亦即其联姻区域不以山东为界限，而是面向全国的世家大族。其他13家的联姻，都是以省内联姻为主，与所在县和邻县的联姻最为普遍。就某一家族而言，能形成以此家族为中心的文化区域；由此向外扩展，联姻的密度逐渐降低。如果多个家族并置，家族之间因数代缔结婚姻关系，逐渐结成一种松散性联盟，并通过交游、雅集、著述、编纂、刊印等活动，确立在所在区域的声誉与地位。世家与地域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松散的姻亲联盟，塑造出一个个“文化板块”，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由张氏、姚氏、方氏等家族组成的“桐城文化板块”以及由庄氏、刘氏等家族组成的“常州文化板块”。依循766个家族的姻亲关系，可以构造出多个大小不一的板块，东南三省自不用说，譬如边远省份，贵州贵筑黄氏与傅氏，独山莫氏与遵义郑氏、黎氏；广西灵川周氏、临桂龙氏、临桂况氏、临桂张氏、平乐林氏，皆可视为姻766个家族中有一批核心家族作用突出。这些家族在地方声望较高，多与知名文学世家联姻。如将至少有10重姻亲关系的世家列出，可以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江西、湖南、福建等省中选出86家族。以10重姻亲关系作为选择构造“文化板块”重要家族的依据，主要从该家族缔结婚姻的活跃程度考虑。这些家族，是地域性“文化板块”的核心，它们周边散布稍小的世家；同时，“文化板块”之间没有绝对明晰的界限，它们之间有交叉处，或者经由两个家族之间的第三个家族建立间接的关联。在福建的文学世家中，建安郑氏与侯官林氏（林其茂）；闽县萨氏、陈氏与长乐梁氏、侯官许氏；侯官林氏（林则徐）、沈氏、刘氏与闽县叶氏，可约略成为三个内在联系紧密的“文化板块”，但三个文化板块之间又有联姻关系，故又可连缀成颇具规模的“福建世家文化板块”。至于文学世家丛集的江苏与浙江，这类“文化板块”交叉、关联更为频繁与复杂，可谓牵一家而动一区域。
徐雁平编著：《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0年着力于以联姻为脉络的“文化板块”，可理解地方性文人群体和地方性文学（学术、艺术）流派形成的基础，类似阳羡词派、桐城文派、秀水诗派、扬州学派、贵州文人群体、福建文人群体、湖南文人群体、吴中文人群体、常州文人群体、常州学派、常州文派等等，皆可藉家族与联姻的视角探究其形成过程与文化意义。据《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所梳理排列，清代文学世家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南部，有从东南往西北递减之态势。从较长的时段来看，清代文学世家的地域分布，明显不同于六朝和唐宋，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空间布局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从世家数目来看，江苏、浙江、安徽最为突出，它们构成清代（亦可上溯至明代）的人文繁盛之区。从世家联姻中寻求这一文化区域形成原因，世家数量固然重要,世家之间的姻亲联系也应特别观照。上文论及某一世家与周边世家的姻亲关系，此处不妨以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为范围进一步讨论。三省因为彼此接邻以及经济、人文的密切往来，故在行文中多被放在一起论述。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就有“何故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之说。[21]三省为何能联成一体，世家联姻可提供一种考察途径。统计三省文学世家联姻状况如下（少数籍贯不详者，统计时从略）。江苏：省内联姻1259次，浙江192次（即与浙江联姻192次，以下皆如此简省），安徽52次，直隶31次，山东17次，江西16次，河南11次，山西10次，湖北、福建各7次，湖南、四川、广西各5次，陕西、广东、云南各1次。
安徽：省内联姻525次，江苏64次，浙江27次，山东8次，直隶、湖北各7次，江西5次,山西、河南各4次，湖南3次，福建、贵州、广东各2次，四川、广西、云南各1次。
浙江：省内联姻965次，江苏182次，安徽35次，山东19次，江西13次，直隶、福建各7次，湖南5次，四川、河南各4次，湖北、广东、云南、广西各3次，贵州2次，山西1次。
苏、皖、浙三省文学世家的联姻皆以省内为主，而次者为其他两省；三省之外的其他省份，即使如周边的山东、江西、福建，联姻次数明显减少。联姻的地域性疏密，可推论三省是一个内在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化区域，或者说三省具有文化的整体性。整体性不单表现在血缘的联系上，还可从血缘之外的文士流动情况得到助证。笔者曾对三省重要书院的山长予以梳理，并对相关数据[22]统计分析，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本省书院山长多为本省文士；三省之间文士互有流动，相较而言,江苏吸纳浙江、安徽文士较多；三省之间文士流动性较强，而周边各省如福建、江西、山东文士进入三省书院网络较少。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皆可说明苏、皖、浙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区域。这一整体性视野，可为思考清代该区域文化繁盛提供思考的路径,譬如研究徽州、杭州、苏州、扬州之间学术与文学的互动，如从文化区域整体视野着手，当有更大的开掘空间。
徐雁平著：《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从家教（家风与家学）的融合与生新，“文化板块”的构造与交织，到整体性文化区域的揭示，只是证示清代文学世家的联姻，是一种文化选择与生产行为。中国传统文化能绵绵瓜瓞，从文学联姻中当能找寻到一种切实的解释。婚姻作为一种文化生成机制，其中有文化的持守与传承，更有文化的积累与创新。门当户对的保守选择中，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姻亲网络中总有新起家族的加入。姻亲网络的形成，与重文传统密切相关。要充分理解这种自在的文化机制的功用，必须将其回置传统中国的语境中。在宗族、科举、耕读传家理想、安土重迁观念等交织的语境中，可以推想姻亲网络中文化资源的流转，地方文人社会的衍生，地方性学术和文学流派的滋长。这种人文流转、衍生、滋长，发生在普天之下，而非集中于极少数通都大邑。>本文原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2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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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钱维城：《浣青诗草序》，见钱孟钿《浣青诗草》卷首，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上册，第222页，黄山书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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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仪吉：《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第16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6]唐新梅《清代女性文章研究》第三章《内闱的焦虑：陈尔士家书与嘉庆末年士族家政》对闺秀陈书、陈尔士的贡献有全面深入研究，第86-114页，南京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此处参考其中陈书教子事以及陈尔士史事脉络的梳理，不敢掠美，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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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熊秉真：《好的开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见《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第207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又见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第79-127、26页，（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
[12][13]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第215-217、226页。
[14]张宏生、石旻：《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现代起点及其拓展》,载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第12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5]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增补条目”（第1137-1181页）统计。黄湘金据国家图书馆藏单士厘《清闺秀艺文略》稿本与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对照，共得出83人为胡文楷书所未载。黄湘金：《南国女子皆能诗：〈清闺秀艺文略〉评介》，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16]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3册，第15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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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施淑仪：《清朝闺阁诗人徵略》，卷三，第183页，上海书店1987年版。
[19]李卓：《生命的传承与家业的传承：中日家的比较》，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第426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0]单士厘：《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卷二，归安钱氏排印本。
[21]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载《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1版“今以十八行省附以奉天在京之满洲、蒙古人为二十节，吉林、黑龙江、新疆无可纪者，只得阙焉。就中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情形太复杂，更分区论次”。此种梳理更加细密，经统计直隶及京兆学者有42人，陕西16人，山西7人，甘肃1人，河南12人，山东20人，江苏121人，安徽40人，浙江85人，湖南25人，湖北5人，福建12人，广东24人，广西3人，四川5人，云南1人，贵州4人，奉天1人，蒙古及满洲2人，共提及学者426人。学者的分布，大致与笔者所编“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中所录世家的分布对应。
[22]统计分析所得数据是：江苏书院60所，共有山长672人，其中江苏414人，浙江102人，安徽46人，江西17人，顺天8人，福建6人，广西6人，湖南5人，湖北4人，贵州3人，山东、广东各2人，山西、四川、陕西各1人。安徽书院25所，共有山长219人，其中安徽96人，江苏31人，浙江14人，江西5人，山东、河南各2人，云南、直隶各1人。浙江书院78所，共有山长739人，其中浙江479人，江苏44人，安徽8人，福建5人，江西2人，山东、直隶各1人。见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第317-31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文｜徐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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