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色彩美学而言，影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一般来说，现实主义作品用彩色更接近现实，会达到较为理想的表现效果；而表现主义作品用黑白则具有更强的感光度，在表现的层次感上比彩色更为丰富，所具有的意识冲击力也比彩色更强烈。
张军老师的散文《顺河记忆》，就是黑白的影像作品，读之就像在翻阅一组黑白老照片，或者欣赏一部黑白老电影。
露天电影的场景是黑白的。放映场地是空阔的“老坟摊”“大学校”和“稻茬田”；挂银幕和大喇叭的柱子是两根大毛竹；肩扛的大板凳是用杉木条子做成的；所放的电影是打上时代印记的战争片；四周的隐蔽处有“卿卿我我”的大姑娘、小伙子，还有昏暗马灯下诱人的“纸包子瓜子、炒花生、红皮甘蔗和插在草把上的糖葫芦”；电影散场时摸黑行走在所谓的“公路”上……这一切所构成的画面，很明显地具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特征，色彩的黑白度极为分明，让人触摸到历史的沧桑。
八十年代初看电视的情景是黑白的。电视机是黑白的，“黄山”牌14英寸；观看场所是黑白的，五叔家门口的大泡桐树下；电视天线是黑白的，一根高高的毛竹，架在山墙边的两根木桩上；观看过程所起的风是黑白的，得让身体强壮的年轻人抱着竹竿摇动，以调整电视的清晰度……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这一镜头像极了从缺齿的老太太嘴里说出的古老故事，引着他们穿越到遥远的黑白的“从前”。
录放机的悄然出现也是黑白的。录像厅，“门口都挂着厚厚的布帘子”，“音响里的喊杀声震天动地”，“一些流里流气的人进进出出”；饭店里，放像机高踞于墙角的架子上，顾客仰头观看，“一顿饭下来脖子扭得生疼”。在彩屏炫目的今天，这样的记忆也已“像一阵云烟被风吹散了去”，在人们的视野里已然淡化成了黑白。
黑白影像并非是模糊的，反而是清晰的，它让人们在历史与现实的转换与对比中，凸显过往的记忆以及极富质感的美，也更生动地表现出时代演进的色彩变幻。
不只是内容上，张老师作品的表现形式同样是黑白的。全篇极少使用色彩鲜明的形容性词语，也极少运用具有美颜效果的比喻、拟人等修辞，多是使用生活原生态的叙述性词语。例如：“不管孩子们怎么闹腾，只要放映员王先中喊一嗓子：‘观众同志们，今晚电影还有最后一本……’带孩子的家长们立刻就会‘毛孩’‘毛丫头’地大声呼喊着，赶紧把自家孩子收拢到身边，防止电影散场时走散了。”这就是实录，给人以生活的现场感；“一路上我大声地唱着歌，但还是感到后面好像有什么跟着，吓得自己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快到街上时，我爸妈拿着手电筒找了过来。见到他们时，我说话的声音都带着哭腔。那年我虚岁十岁，读小学二年级。”这是真实的体验，写出了走夜路孩子的心理；“有时天线被风刮动了方向，电视就根本看不见了。这时就需要有人转动毛竹，重新固定天线方向。干这活的往往是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两个人抱着毛竹，一边把毛竹左转右转，一边不停地问电视机前面的人：‘行了吗？清楚了吗？’电视机前的人也是一边看一边指挥：‘往左一点！不对不对！再往右一点！好了！清楚了！’转毛竹的人如释重担，赶紧跑到电视机前，生怕再漏掉一个细节。”这里的“抱、转、问、跑”等动词，逼肖地表现了调整电视机天线人的外在动态和内在心理。类似这样的描写，都像黑白电视镜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与张军老师见过两面，一次是天堂寨黄奶奶手工茶采风活动，一次是庄有禄先生《古蓼情思》研讨会。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静。当一些人谈笑风生的时候，他只是坐在那里，表情是平静的，眼神是温和的，若被点名发言时，总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他的人如其文，他的文如其人。也许，他多年从事的教育工作使然，富有质感的黑白，不乏深厚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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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明，皖西洪集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散见《中国校园文学》《华夏散文》《散文选刊》《广州文艺》等纯文学刊物，入选《初心》《精短散文佳篇选粹》等文学作品集，获得全国教师文学奖、淠河文学奖、映山红文学奖、安徽省新闻（副刊）奖等奖项，出版《赵克明教写作》等写作类专著，自编《悼念一条河》等文学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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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明：有质感的黑白记忆 | 品读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