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健 /
诗评家，诗人。浙江省长兴县人。现系浙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诗歌研究与文化哲学研究，著有《浙江先锋诗人14家》、《我对诗歌所知甚少》、《纸上的飞翔》（诗集）等文学研究和创作专著。
沈 健 /文
“趁还醒着，我喝光，命运随意”
——方石英诗歌8个侧面勾勒
1．信件、雨水及“父性诗学”站位
诗是缺失的想象性语言补偿，是心灵生活蚌病成珠的磨砺、凝聚和结晶。方石英儿童、少年期都在老家浙江台州路桥度过，“整整十年，我都很少说话”，孤独，忧伤，寂寞，少小人生缺撼十分醒目：父亲角色的现实缺失与想象性存在。
“东北再往北，一个叫塔河的地方/父亲怀抱斧头走向雪地/想起南方，想起度日如年的我的母亲/他劈下的每一斧都是如此深刻并且多情//十年哦，父亲在北方的土坑上/做了多少有关南方的梦/于是写信，源源不断地写/直到北方的雪全都成了南方的雨”——《父亲的大兴安岭》
这首诗写于2003年，此时方石英已来到杭州，一个现实新版“瘦知青”，与往事相册中的“瘦知青”叠加交错，现实是如此骨感，记忆却异常丰满。我非常理解诗人彼时酸楚而又恩慈柔软心境。诗中在北方土坑上辗转反侧的“父亲”，即方石英的现实生父，由于不可抗的时代原因曾长期生活在东北林场，经由心灵的眺望，活成方石英念兹在兹的想象之父、梦幻之父。而激发想象的美好介质，是信件、雨水或满天星辰。
“已经无法记清是哪一场雨/打湿窗帘，还有姐姐注视瓦当的双眼/我在一旁用圆珠笔为自己戴上手表/很久没信了，尽管穿绿制服的邮差/依然按时微笑着从门口经过”——《梦回十里长街》
坐在昏暗的窗口或门坎，透过心灵城墙缺口的远眺，诗人以无邪的眼神等待着疲惫而兴奋的归来者，期盼着那个挥斧人将自己像斧头一样高高举起，或者至少，期盼着一封信在蓝天下轻轻扬起。“很久没有信了”，这是又一个雨天，姐弟俩惆怅于“邮差”以歉疚的微笑路过。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复原当时影视般忧伤浓郁的场景。这雨打芭蕉的黯然神伤，随着暮色渐渐上升，直到转换成满天星辰的幽暗闪光，塞满诗人柔情似水的梦境。
就这样，诗人在一次次自言自语的叹息中，通过白昼与夜晚、缺席与在场、现实与语言、自我与他者的反复对话，为自己塑造着一个诗、远方和幻象的父亲。而正是这父性的现实缺席与想象在场，构成了一个“病小孩”“父性诗学”的发生学滥觞。这是一个瘦弱的狠角，智慧，坚毅，话不多，却充满对万物永无厌足的柔情蜜意。于是，“劈下的每一斧都是如此深刻并且多情”的信中之父，被升华为诗人的语言之父、时间之父和精神之父。
这是一门诗人成长的疼痛课程，也是一种个人修行的世俗之经。多重矛盾、反复博弈、经久塑造，造就了方石英独特的父性抒情的辨识度，这就是，既早熟又稚纯、既躁急又温和、既脆弱又坚韧、苍凉中不乏清新、斑杂中充满纯真的父性自我型塑。这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一个接通“月河诗钟社”“月河吟社”甚至陆秀夫、颜真卿等优秀群体的诗性之父，温暖而坚硬，像一块宿命的石头，在当代汉语80后诗群中构建了醒目的站位。
这种父性诗学在给儿子写的诗中显得感人至深。当从前的儿子成长为现实的父亲时，父亲就给儿子不断写诗，有如想象中的父亲给故乡不断写信。从胎儿开始，中经婴儿，直到少年，方石英如痴如醉地给儿子写诗，以至于这些诗汇成了诗集中一个专辑。2016年诗人写出《纯真年代》一诗，其中有句：
“我和你，茫茫人海中的两块石头/你喊我爸爸，我的心就软了/你生猛无邪的抒情是一面镜子/内心有多光明，‘隐私’之诗就有多么美好/在你九岁的春天，纯真无敌”
昨天、今天和明天，轮回的是同一天；父亲、石头和儿子，成全的是同一人；词语、典籍和修辞，诗叙的是同一箴言。“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方石英加入了北岛父性诗学序列，成为一名承前启后的新人。
敞开感官，感受世界，珍爱他人，创造新质，这是个体生生不息的历史源头，也是父性代代承担的诗学环节，作为一个重要风格元素，父性诗学的伦理站位及其精神谱系叙写，是方石英对家族独特贡献，称之为向父亲致敬，给汉语礼赞，我以为并无夸张！
2．地名的体温与精神宅基地抒写
方石英从不故弄玄虚，句法修辞中也从无炫技，与大多数80后沿着知识谱系、技术素养和玄学思辩向度开掘自我相向而行，他一直让笔触像父亲家书之笔和师傅的取景框，向日葵一样盘绕在老家宅子内。举目厅堂四壁、贡桌周边、玄关廊道、书架内外，写满一串星光闪烁的地名。“路桥、杭州、微山、大兴安岭、太湖、海北托勒草原”等，这是较大的地域之名，还有更微观具体的，如“植物园、学院路29号、塔河、苏小小墓、白堤”等。这些地名散发着特殊的体温和气息，每一处都连缀着某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故事和人间冷暖，勾连起历史与现实交糅的蛛丝马迹，形成可感、现场、细节化的记忆方式与经验空间。而这些地名的核心主轴，是一条长街：
“十里长街，一根剪不断的脐带/一头连着海边的故乡，一头绕颈两圈”——《纯真年代》
“永远不会有第二条街道可以替代/十里长街，贯穿我的五脏六腑”——《梦回十里长街》
一向不事张扬的方石英，却在诗的注脚特别标注，“十里长街，位于台州路桥老城的核心，起源于南宋，鼎盛于明清，是浙江省重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需要我们特别追问的是，低调、谦卑，从不突出自己个人的石头为什么要做出这么一个夸饰性的骄傲旁注？其奥秘何在？
诗人的天职是在不断离开中还乡，这是现代性的症候所在。尽管方石英一直在其诗中反复吟咏家、家园、故乡等关键词；尽管“回家过年”、“在他乡，我的身体写满怀念”、“内心的邮路肯定通往故乡”之类的句子缀满方石英的意象花园；也尽管其诗中所有的抒情都指向老家、父母、姐姐、祖父，以及“只剩一页的家谱”，但是我以为，方石英诗中返乡，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符号之家，而仅仅是具体的形而下之家，是诗人的出生地，是光线交织的温暖祖屋。
“很多年的雪把我的心压得很低/但我依然眺望/春天，一个不变的心愿/——回家过年。在除夕的爆竹声中/和父亲慢慢地喝酒”——《很多年的雪落在一个冬天》
越是具体、写实，越是“这一个”，越是“此刻”的人事意象，在岁月沉淀中内在质地就越是趋于纯粹与抽象，指向人的辽阔与心的深邃。这是置身于消逝性、即时性、短暂性、片断性宿命中的现代人对家的永恒眷恋。因此，方石英所抒写的家乡，是其个人意义上的哲学老屋、精神故乡，是其终其一生都不可能离开的心灵和语言的宅基地。
而我们知道，以出生地为核心的地理空间，包括街道、平原、河流、山坡及其粘附其上的多姿多彩的人生，是作家和诗人经验书写的数据库，也是其记忆方式的独一无二的云储存，并在其一生的写作中呈现为要素独特的语言空间，叠映为面目全新的题材取向、情感面貌、话语方式和个人风格。在浙江，余华如此，潘维也如此，现在，方石英成为优秀的跟进者。
3．“离地六层的出租屋”及其卡夫卡式境况
“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20岁的卡夫卡写下这个句子之后一百年的某一天，20岁的方石英第一次在其“地下室”邂逅了貌似柔弱的卡夫卡，心灵的振动至今还余音袅袅。这一年，他开始自我放逐的漂泊者生涯，内在的动因还是因为他自觉应该成为一个行动的“父亲”。“父亲的头发在一片寂静中/白了。黎明时分我摸黑上路/边走边唱，一首好诗等着我脱口而出/故乡的稻草人默默注视，台风/你注定要来。台风我等着你来”——《幸福，那是我出世》在异乡浑浊的天空下，方石英“带着自己的影子”，白天在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疲于奔波，“在身体被挤得完全变形502路公交上/生活让他不想再多说半句话”；到了晚上，回到莲花街“城乡接合处”“离地六层的出租屋”，开始了散点透视式的修辞眺望和漫漫长夜的肉身折腾，他的单人床上散落着波德莱尔、巴列霍、狄金森和布罗茨基的书，以及写满碎片句子的拆散的笔记本。那间逼仄的出租屋，就像卡夫卡的“地洞”型构着方石英混杂的意识结构，反复地涌现为如下诗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有一驾马车/运来水和干粮，还有大片等待收割的文字/他可以一个人坐到天亮/替黑夜写下最后的遗书”——《在杭州》 “我在地下三点九米处/退化成一个哑巴/在梦里写一首消瘦的短诗”——《冬眠》 “我坐在离地六层的出租屋/一言不发/时间正把你我逼向各自的死角”——《让我们永不相见》“正冒险进入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墙上的黑白照片让我呼吸困难/我想说话，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春梦》据诗人回忆，他当时在杭州的住所就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北部，即今天的古荡一带，当时还是城乡结合部的一个旧小区。这里与诗人刘翔住处不远，通过刘翔的藏书、电影和交流，诗人慢慢接近杭州诗歌圈。但毕竟，诗人的敏感之心是脆弱的，异乡的疏隔感是强烈的，“今生今世，到处都是我失败的消息”（《今生今世》），“我醒在自己的影子里/和孤独的灯盏一起消瘦”（《一个人静静地喝酒》）。我不清楚方石英当时读过《地下室手记》没有？但从遍布其诗中“遗书”的绝望、“哑巴”的失语和“死角”的绝境，在我看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字与方石英当时的心情十分契合。“说正经的：大概我能在这里找到一种特殊的乐趣，当然，是绝望的乐趣，但是在绝望中也常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快感，尤其是当你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于是，我们看到暗无天日中一个光明的开掘者，一个汉语的“痴妄者目光安详”，自造了一架从地狱中搜寻月亮的“潜望镜”，向存在表达灵肉的渴望，向未知传递理趣的勘察。这状况甚至接近于布罗茨基的流亡记忆，后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身体开始把自己仅仅当作眼睛的载体，当成是某种潜水艇，载着它那时而瞳孔扩大，时而眯成一道缝的潜望镜。”如此样态的诗歌书写，近乎本世纪初盛行的“打工抒写”“底层叙事”光谱，然而方石英兴观群怨的对话框中从未出现过南方打工者愤怒的诉求，他的诗从来都是一种卑微中的心灵不舍，示弱中的人格倔犟，犟到散发出死亡也无法令之退却的硬汉子光芒。是的，方石英身上有一种超越性所在，他在个人境况的折腾中寻找着自己的声音，把卡夫卡式的穴居日子，过成了陀斯妥耶夫自审，布罗茨基的流亡，以及海明威式的不屈不挠。
4．中年意象或者“一个陈旧的人”
方石英似乎从未有过激扬环宙的青春时代，一般年轻人那种指点江山收拾旧山河的豪气，似乎从一开始就被他长吁短叹的中年暮气与岁月沧桑所笼罩，人生不满百，常怀万古愁，朝如青丝暮成雪，对生命虚无的体验从未成年时代就已经得出，“悲伤是一列火车开过旷野”。这使得方石英的诗歌自其所属代际陡峭耸伫，因充满世事感通的刻痕，而辐射出深刻的“悲郁辛凉的底色”（江一郎语）。
“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个陈旧的人/在母亲肚里就已偏执成性/抱着过时的理想，还没生下/我就拥护说不合时宜的话//看发黄的书，直到双眼充血/直到失明。我用过时的鼻子寻找/从前的酒窖，让白痴说出真理/没有人能够创造旧的，千真万确”——《从来我就是一个陈旧的人》
这首诗告诉我们，诗人从胎儿时代就“偏执成性”，就“不合时宜”，就“抱着过时的理想”，因喜欢看发黄的的书，喜欢从前的酒窖，而与工业化的流程格格不入。“没有人能创造旧的”，这以旧为新、暮年感发的美学之梯，递送着方石英在个人诗艺的天井里不断攀升。陈旧意象与暮年修辞，像一片长满苔藓与瓦椤草的屋脊，方石英黑乎乎的亮眼睛在那儿全天候在转动、发光、瞭望。
“对饮残月，要喝下多少酒才能/没收美，你把名声关在门外/面壁一个人的家，一个人//写诗、画画、清唱一段《四声猿》/剩下几颗松动的牙，像摇晃的醉汉/在阴冷的空气中无依无靠”——《青藤暮年》
400多年前徐文长的性情被转换到方石英的身上，那“松动的牙”通过当代的嘴唇发出拒绝庸俗、腐败和功利的吟唱。在永恒的时间面前，个体短暂，人生渺小，生命虚无，而人类历史则奔流不息，乐观递进。因此，个人的“陈旧”与“发黄”的“文物”感，只是历尽沧桑的生命自觉，是存在意义的澄澈醒悟。由此我们说，方石英，“一个陈旧的人”抒情风貌，与其说是后天习得的话语演叙，不如说它是一种天然诗性的自觉演升。
5．“末世的抒情”以及传统“挽歌”技法
方石英接受教育的经历我不太清楚，也许与潘维、庞培、杨键类似，即通过兴趣爱好走上诗坛，属于在自学中越走越稳健的那一群。这是因为他的行为与语言形态有一股源头性的纯粹之气。《独自摇滚》《运河里的月亮》等诗集中的爱情、亲情和友谊久长、人生苦短等语象，传统抒情诗的美学光谱中十分鲜明，热敷而冷峻，平实又峻峭，内蕴着语言自带的朴素、真挚的张力，抵达“本真生存、想象力和沉思三者的平衡”的境界（陈超语）。“我必须写下检讨书/并且时刻提醒自己/我还欠故乡一首不长不短的诗”（《在他乡》），这是诗人对家乡的直白愧欠；“想起你，天上的姐姐/你是我别在胸前的眼泪和鼻涕”（《奔跑的紫云英》），这是诗人对姐姐的生死眷念；“好吧！我承认，我想你了”（《我想你》），这是抒情主体对情爱的诗意呈现；“我的心啊，空空荡荡/像一座年久失修的教堂”（《稻草人》），这是人间赤子对自我迷失的忏悔追寻。正因如此，方石英才被同龄诗友们称为“在内心耕耘孤独的汉语行吟诗人”。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方石英传统抒情的成因吧！检索其成长过程，家学与亲情，周边街巷人伦关爱，特别是祖父口述家谱的残山剩水，台州相对边缘化的地域风貌和历史遗存，以及大海开放性广阔吹拂，给予诗人的是传统而非现代的致命熏陶，意象、节奏、挽歌式的抒情，这些古典汉语诗歌和西方前现代西方诗歌的基本要素，都在方石英的诗歌中绽放出独具风姿的色彩、滋味与声音。在这一切元素中，我以为，以台州方言说书为业的舅舅对诗人影响最大。石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我还小，几乎没有零花钱，于是就去混书场。一是自己真的喜欢，二是可以免费听，偶尔还能弄点小零食解馋。说书的人，我再熟悉不过，他是我的大舅父……舅父蔡啸从小鼓励我要多读古典诗词，如果写诗，也一定要写古诗……”资料显示，蔡啸是台州评话第一人，在台州与浙江地方文化发展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自幼跟随舅舅出入书场，长期耳濡目染的熏陶，舅舅为人处世的价值观、诗词功底、表达范式、修辞技术，激发了方石英的心灵的启蒙和表达的冲动，影响了方石英写作的美学取向和风格选择。比如，方石英诗中“信笺、残局、宣纸、对饮、南山、月亮、星辰、暮色”等汉语意象，其传统诗酒行吟、故园情结和隐逸倾向，这一切最初艺术唤醒，如果说来自台州方言的叙事建构，也许并无多少不当。“也许一个人活着太久是一种罪过//风会把一切吹向身后/包括我越跳越慢的心/老掉的骨头在回忆完一群少女之后/就成了一堆柴火很快被烧个精光”（《风会把一切吹向身后》），这是古典话本中人世轮回结局的当代回声，对死亡与新生、恩怨与复仇、老去与青春、尘世与信仰等生命意义的认同，因与李白苏轼等人类同的豪迈而直抵人心。细勘方石英的诗歌，比如戏剧叙事的在场感染，情绪峻切的起承转合，细节独特的秘响旁通，以及断句用词的长短自如穿插，这些传统汉语技艺在他的诗中比比皆是，以致于有些话语和腔调仿佛民国时期的诗人手笔。
6．与自我对饮，或者“小酒馆”的醉与醒
方石英是一位寂寞的饮者，酒的孤独灯盏拍打着诗人俯仰在天地之间的额头，仿佛拍打着灵魂的琥珀酒杯。
“无数个凌晨，你在天上/看我，在街头独自彳亍/理想是风，吹痛我的双眼/今夜酒窖洞开，我独爱陈年酱香/一半我喝，一半替你喝/液体粮仓倒影往事，我用沉默/‘一寸一寸’收复你我共同的醉/在那幻想的阁楼上/十根颤抖的手指正缓缓伸向钢琴”
方石英酒量其实有限，但酒品值得信赖，喝起来总是你随意我喝光。这也许传自家族的基因，也许得自后天习得，但其诗酒挥洒的根本驱因，我以为还是寂寞人生的冷暖体验与虚无自觉。在方石英的诗酒生涯中，结识梁健并拜其为师，也许算得上一个转折点。在方石英的数十首饮酒诗中，大约有一半是写给梁健的，上述引诗系《对饮：致梁健》一节，写于梁健去世之后，诗从独坐人间，对影而饮，仰敬星空，俯酌大地，用“‘一寸一寸’收复你我共同的醉”杯沿，与“一寸一寸醒来”的师傅天国杯口，在想象的凝视中一次一次地干杯。这是何其感天动地的情境？
我记得大约是2003年冬天吧，我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访学，替当时的浙江教育学院打工，几乎每周都要在学院路小店和梁健狂喝一次。石头总是永不缺席的陪饮者之一，有时还有潘维，三五个小菜，同山烧或红星二锅头，总是喝得不知今夕何夕。方石英总是默默的喝，默默地续酒，默默地结账。
“那就干杯吧，即使有一肚子苦水/也要装做若无其事//‘见一面，少一面。’/让我们好好喝酒吧，把绝望消灭在醉意里//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对饮/你把救命稻草高举过头顶，像孩子一样无辜”——《辛卯年正月初五与辛酉对饮》
这是另一场“对饮”，酒友是客居台州的诗人辛酉。如果梁健辛酉在天之灵真的有知，一定会感慨于方石英的真酒量、真性情，把每一次相逢都当作此生最后一次来喝，此等情谊人间能得几回有？
是的，自古饮者喝下的不是酒，而是精神守寡的落寞，饮者对面而坐的不是别人，而是饮者的自我、影子、轮回中的自己。在酒的铜镜中，石头就是梁健，李白就是东坡，米沃什就是曼杰什坦姆。诗人喝酒，喝下的是命运鳏夫的孤独，是江山尽失的帝王之甘苦，醉与醒，人与巫，天与地，先知与未卜，南辕与北辙，是诗的真、人之善、活的美之间面对面的相斟，心与心的劝慰。写于2015年《在微山》最后一阙：
“微山，微山，微小的山
不就是寂寞的石头一块
异乡的星把夜空下成谜一样的残局
趁还醒着，我喝光，命运随意”
这是登泰山而小天下大境界的诗意呈现，也是对语言大于时间、存在大于虚无的哲学穿透，更是对物我齐一万物共生于大自然的心悦诚服。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石头对师傅梁健的情义，至少在江南诗坛属于一个道德高标。除了直接标明写梁健的诗外，像《桥上的男人》《老酒鬼》《预谋》《雪终于落下来》等诗，都有梁健的影子晃动其中。梁健去世之后，方石英为编辑出版梁健遗著可谓呕心沥血，不厌其烦。这是古代文人的典型修为，我们似乎看见，方石英在内心深处摆放一龛神性贡桌，燃一支心香，沐手顶礼，不断地向师傅默默地敬酒。
这是对正大面积流散的古风古仪一种虔诚的修复。
7．天真的镜子与“运河里的月亮”
诗是天真的心跳，是儿童的异趣，是超越成人逻辑的奇思妙想；因而，诗也是对世故的反抗，对庸常的审美，对人性本原的自由回归。方石英的儿子方路杭，曾以一首《隐私》获得浙江2016儿童诗大赛 “十佳小诗人”称号，全诗三句：
“爸爸，我和你说/小鸡鸡不能让别人玩，这是隐私/而且玩坏了两个人都赔不起”。
这首诗曾在网络引发轩然大波。小路杭以天真的口吻描述了一个儿童对人性教育的诗意直觉，这既是对汉语认知界性观念禁区的现代拆解，更是对传统道学樊篱和秩序铁窗的生命冲击。虽然方路杭对此毫无自觉，但他经由儿童诗性逻辑自然抵达的境界却为成人写作提供了一个难于逾越的跨栏屏障。
其实，方石英本人就是一位充满天真喜感的诗人，他的中年想象、暮年意象和沧桑感慨实际上是其童年经验的另一面，也即一种天真到了极致的荒谬，一种简单到了工于算计的反动，一种对险恶现实的性善论本体颠覆。《预谋》一诗很好笑，也很好玩，看似一个疯子行为，实质一种儿童式“人来疯”天真表演和任性妄为。
“陌生人似乎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旁观者已经失望纷纷离去/当然我除外，我依然充满兴趣/天黑了，路上只剩下陌生人和我/偶尔有一辆出租车从我们身旁飞驰而过/我和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陌生人对视而笑。”——《预谋》
在大街上翻越马路护栏，“整整一个下午，他都重复着这件简简单单的事”。这成年世界荒诞不经的事象，恰恰是天真孩童存在感的顽皮表现，目的在于“不断诱使不同的嘴巴提出相同的问题”，引发成人的关注，激活世界的惊叹。这样的童趣书写与天真表演，因对成人逻辑的消解和规范秩序的戏谑，而充满了颠覆庸常的诗性回响。诗中的“陌生人”，是诗人从内心密室抽离出的自我镜像，而“旁观者”，则是从“陌生人”分蘖出的超我投影，二者在童心逻辑的框架内高度重合：依据荒诞进入童贞，经由繁复指向简单，通过沧桑寻求纯真，凭藉落日的悲怆，蒸腾出少年的日出。
为了更好地阐释这一主题取向，诗人特地搬出他的儿子，一如当初搬出父亲。儿子就是存在的镜，父亲也是虚无的反光，到了《运河里的月亮》一诗中，诗人借“月亮”的底片在运河深处悄然感光，以时间的永恒不息来反讽人类的世故、虚伪与所谓的成熟，奏响个人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方石英在诗中反复吁告，“我宣布，我终于失败了”，世俗的失败，意味着天真的凯旋；现实的沦落，映射着纯粹的归化。
诗人是天真之子，而天真将如人性的运河，源远流长永不灭失。
8．《独自摇滚》评语或者总成
十年前方石英诗集《独自摇滚》出版时，约我写一段短语作评，现录如下，作为这篇写了十年的方石英评论的总成式的结论吧！
我印象中的方石英总是无声无息的，自始至终处在低处，像一块角落里的石头。诗歌是方石英发出声音的唯一嘴唇，却也是那么不事张扬，即使青春蓬勃的求爱诗，从他笔下流出也是如此沉着内蕴：“我的胸口钉满钉子/那是多年来你给我的恩赐/让我在时间深处/终于忘记疼痛的形状。”
在当下中国诗歌名利榜上，方石英是一个默默独行的异数。你看，在大家都视抒情为敝屣的当下诗坛，他写下了那么结实有力的亲情篇章：《姐姐》《忧伤》《父亲的大兴安岭》。以朴素结实的细节来叙述一些微型小说的场面，传达出直抵人心的力量，并使这一力量萦绕在你心头最柔软的部分，直到把你的眼眶弄得潮乎乎的。这种阅读体验我们真的有过很多吗？
写朴素厚重的亲情，这在1980年出生的一代中已属罕见；重抒情却内敛蕴藉，这在年轻人中已经极其稀有；好抒情却始终以大爱为信念的土壤培植一方小小的人性的菜圃，执著于这一追求的人，难道真的很多？
是的，方石英通过他的诗歌让我们重温了诗是生命的延续这样一个稀有金属式的信念：“如果一个时代连诗人都变得庸秽不堪，那我们还能相信谁呢？”
【上文原载《江南诗》2020年第6期，大标题改为
《父性诗学、抒情性和纯真年代》】
沈健（左一）在诗歌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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