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姐说,她小时候只上过三天学。那时候,父亲在生产队当队长,很少过问家里的事。母亲身体不好,为照看我们姐弟三人,大姐不得不离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教室,好多活儿,也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当时才十三四岁的大姐肩上。常听大姐念叨小时候那次赶集的事儿,每每忆及此事,大姐仍心有余悸,后怕不已。
那年月,家里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母亲在生下我之后,就得了一种病,长时间被疾病折磨的母亲,一直奢望着一家人能吃上一顿可口的饺子,那天,就打发大姐将家中的半袋红薯干,背到早集上卖掉,好割几斤肉回来。看着母亲那深陷的眼窝和企盼的眼神,从未赶过早集的大姐,一口答应下来。集市离村子大约五六公里路。第二天凌晨,大姐老早就起来了,由于起得太早,路上还不见人影。初冬的风,吹得身子单薄的大姐瑟瑟发抖,又冷不丁地瞥见,不远处那几座高耸的坟头,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觉着那黑影,总是若即若离地尾随而至,吓得大姐一路不敢回头。在经过一个村子时,大姐本能地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前踯躅,蹑手蹑脚地蜷缩在人家屋檐下。待天大亮时,大姐去集上买回了猪肉,让一家人吃上了饺子。没有不久,才刚30岁的母亲,就带着满足的微笑告别了人世,或许,她老人家已了无遗憾。打我有记忆时起,大姐就经常给我挖屎壳郎烧了吃,说治我的食气和消化不良,现在听到有关屎壳郎的歇后语:屎壳郎坐飞机——臭名远扬,心里感觉颇为不公。
后来,大姐出嫁到外村,仍放心不下我们姐弟三人的衣食冷暖。还记得那时,大姐婆家有台老式织布机,每年棉花下来,大姐就格外忙:弹花、纺线、织布。那时,我觉着大姐就是天下最巧的织女。在大姐地精心操持下,我们姐弟总能穿上时新的土布衣服。 大姐每次回娘家,总是不忘过问我的学习情况,当听村里老师夸我的字写得很棒,升初中考了全乡第二名时,大姐激动得逢人便说,唯恐别人不知道。在我上初三时,因为,在集体宿舍里一直打地铺,我手背上莫名其妙地染上了一种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疥疮,开始只是几个红色的小斑点,后来竟向全身蔓延,不得已只得休学。大姐听说后,用架子车把我拉回她家,去几公里以外的村子找医生,取药,还打听着找来了不少偏方。如此折腾了两个月,我的皮肤病治好了,大姐人却瘦了一圈。从那以后,我的功课也落下了,最终未能升学。
随后,我只身来到煤城闯荡,当了一名井下工人。大姐仍时常念叨着我,那时我每次回去,大姐总备着姐夫和孩子,偷偷地给我塞上三五十元的,尽管不愿意接,大姐却不依不饶,还一个劲地说:“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别太苦了自己!”成家以后,回去的次数逐年减少,爱操心的大姐,已是早生华发,每每让我心里隐隐作痛。参加工作后,虽然从事的是苦脏累险的采煤工,但是,喜欢写作的我,一直坚持为矿上的广播站写通讯报道,一直坚持自学常年不辍,终于获得高自考汉语言文学大专毕业证。也算是给大姐一个交代,给自己的学生时代一个圆满的交代。 大姐不识字,姐夫压根儿不怎么看得起大姐,他上过高小,好歹也算文化人,只不过那年月,姐夫家是地主成分,我家一直是贫农,他的母亲是我们的远方表亲,两家有所来往,后来,他的母亲托媒,与大姐阴差阳错走在了一起。在婚后几年里,姐姐生下了三个女儿,感觉姐夫更不待见大姐了。我想,大姐脑子反应再慢,心里也是明镜似的,平时大姐里里外外拼命劳作,姐夫仍嫌弃大姐没成色。
基于此,无论日子多么艰难,大姐都满心支持三个女儿上学,大女儿初中毕业,二女儿体质差,只上完小学,三女儿上高中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大姐鼓励三女儿继续努力,与女儿促膝长谈自己没文化吃的苦,被人蔑视的无奈和刺痛,女儿深受鼓舞,刻苦复习,第二年顺利考入合肥工学院,为姐姐争了气,圆了姐姐心中的上学梦。女儿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大姐激动地失声痛哭,既为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隐忍多年,用心良苦的付出,毕竟孩子延续了她心中的梦想。
前年收秋时,姐夫开小托从地里拉了玉米棒子回来,姐姐坐在车上,在过大门时,姐夫忘记了停车让大姐下去,大姐也是人到事处迷,在过大门时,大姐腰椎骨折,在市区一所医院只做了保守治疗,大夫说,怕做手术损坏脊椎神经,直到现在,大姐仍时常感到腰痛。屋漏偏逢连阴雨,前年大姐去山东看大女儿,突然头晕送进当地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大姐出院后,留下了后遗症,隔三差五需要输液,药物不能断。我这个当弟弟的没本事,不能让大姐得到最好的治疗,只能偶尔简单地去老家看望大姐一眼,只能在心里祈祷大姐一生平安。
作 者 简 介
作者简介:连进强,网名:蚁行。供职平煤神马集团煤矿,汉语言文学大专毕业。业余喜欢阅读涂鸦文字。挖煤,基层文秘,在矿宣传科干过外宣干事,连续两年被评为集团十佳通讯员。
赞赏功能有变化,文章的赞赏暂时发放给袁海英,但赞赏金还按投稿须知发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