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1976

那年1976
作者 ▏平叔

今天是9月9日,阴天,有小雨。我一边喝着茶,一边随思绪回到了44年前的今天……那是1976年的9月9日,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天,毛泽东主席逝世了。
我一直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1976年都是值得我们大讲特讲的一年。
这一年,哀乐不断地奏响,以至于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哼出哀乐的音符。
这一年,又是关系着中国未来走向的一年,也是中国在进入文革这条死路之后苦苦挣扎的一年。
但无容置疑,这也是中国人民有机会从苦闷和彷徨中解脱出来的一年。
1976的金秋,艰难的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丝转机。
要讲清楚1976年,得先从1975年开始讲起。
那年,各种政治流言、各种政治传说开始铺天盖地,又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民间各个角落,人们在自认为安全的范围内讨论这些小道消息。
我一直认为那时候的人们特别关心政治,关心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就我来说,别说是局里的委员还是常委我都是清清楚楚的,就连每个部的部长我都了如指掌。其程度绝不亚于我对梁山一百单八将的了解。
尽管我那时年仅15岁。
而现在,我连常委都是那谁谁谁,也不完全弄得清楚,就更别说其它的职位了。
最关心的消息是关于总理的。那时已经有消息说周恩来总理病重住进了医院,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复出的邓小平来主持。
我清楚的记得,周总理最后一次露面是参加1975年9月30日的国庆接待会,此后就再也没出来过了。
进入1975年,毛主席的身体也不好,从他见外宾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嘴角下垂,目光呆滞。
看来林彪副主席的出逃,对老人家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毛主席这一生堪称波澜壮阔、善于与人斗。他与敌人斗了一辈子,也与党内同志斗了一辈子,斗了一批又一批,常胜将军。
1975年11月,吉林省下了一场罕见的大型流星陨石雨,最大的一颗陨石重达二千多公斤。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说这是要死大人物的征兆。弄得人心忽闪忽闪的。
1975年12月31日,按历年惯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八时《新闻联播》中播发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这些都是那个套路,都是东风吹战鼓擂的激昂辞藻。
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同时还播发了毛泽东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老师很快就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解了这两首词,算是最与时俱进的教材补充了。
据说这两首词写于文革前的六十年代初,气势大,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重上井冈山》词句:“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诗人的心情似乎很好。
而《鸟儿问答》是批苏联领导赫鲁晓夫的,除了“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我那时已经有了一些厨房经验,就有些不解,等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是不是有些不符合烹饪规律?
最难忘的是结尾两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课堂上读到这里,全班同学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整齐,堪称呐喊。
后有学者评论说,“屁”字入词,为千古绝唱。
1976年很快就到了,此时我已是一名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元月8日晚,我在家里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我记得很清楚,这天晚上没有播任何新闻,只播发了一篇理论文章。母亲也觉得纳闷,说今晚新闻联播有些反常,会不会是出了什么重大事情了。
果然,到了晚11时,中央广播电台开始反复放哀乐《烈士魂》和播发中央讣告,宣布周恩来于8日凌晨逝世,享年78岁。
那时,周总理在广大干部和百姓心中,一直被公认为是好人,是真心想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政治家,当时民间流行的评价就是,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
对于他的逝世,人民是发自内心的悲伤。
周总理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百万老百姓顶着寒冷自发守候在十里长安大街两旁送周总理,情景十分感人,这背后也透着对文革极左的不满。
周的追悼会,规格虽高,但毛泽东却并没有出席,这也许是由于身体原因。
追悼会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在老百姓看来,这再次证明了邓与周的亲密关系。而四人帮故意安排邓致悼词,大概是知道邓很快就要被毛主席赶下台。以此让周总理最后一次蒙羞。
周恩来的逝世,实际上标志着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向第二代领导核心过渡的开始,当时党政干部和老百姓都在猜测谁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般认为应该是在邓小平和张春桥之间选一个。
但到1月23日,新华社发表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会见外宾的消息,消息令人大吃一惊,谁也没想到总理之位会落到华国锋身上。
华不属于邓小平等老干部派,也不属于文革造反派,华任代总理,是毛泽东提名,估计也是毛主席无奈后的结果。
这使得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一伙很不满意,而老干部们也不十分满意。
但毛主席这一安排,却埋下了谁也料不到的伏笔。
总理的追悼会之后,到2、3月间,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主要有三:一是传毛泽东重病;二是传周恩来有遗嘱,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三是传江青是上海戏子出身,生活作风糜烂,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同时,由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仍是连篇累牍地“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风”,并不时地影射已离人世的周总理。加上当时中小学生搞“学黄帅”运动,其主题就是专与班主任、老师对着干,学生基本不上课了,老师也不敢管,学校接近全面瘫痪。
工人借着搞运动不上班也无人敢管,经济不断下滑。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在社会上、在民间聚集着对文革的怨恨,聚积着对四人帮一伙极左分子的愤怒,不满情绪在民间不断蔓延。
从三月下旬开始,北京的工人和干部自发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悼念周总理。其中更多的是怨恨和愤怒情绪的宣泄。
四月五日清明节前几天,天安门广场的送花圈活动达到了高潮,最多时有二十万人在场,花圈层层叠叠。很多人写了诗歌抄贴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石护拦上。还有一些人朗诵自作的诗歌,歌颂周恩来(没有一句涉及毛的),讽刺四人帮一伙(1977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后,这些诗歌编辑成《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引起中央领导层重视,用专政力量收拾。先后抓捕了数百到天安门献花圈、朗诵诗歌的百姓。
四月七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三项决定。同时公开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成都的我们,也举着花花绿绿、上面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到邓小平”的纸旗子上街游行,一直走到人民南路广场,又稀稀落落喊了几声打倒,就自由活动了。
四月七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同时播发了一篇四人帮的笔杆子姚文元写的《天安门广场的一场反革命事件》的长篇报告。
正是通过这篇报道,全国的百姓知道了北京天安门事件的一些真相。报道中引用了北京一青年工人的一首诗: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把酒祭豪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诗很准确地道出了江青四人帮一伙人被百姓看成是“闹鬼”和“豺狼“,极不得人心。报道揭示了老百姓对四人帮的反感和痛恨,在客观上为四人帮在180天后的垮台聚集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姚文元这个秀才怎么也没想到的。
天安门事件之后的4月23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巴基斯坦总理左洛菲卡尔·阿里·布托。此后毛不时陷入昏迷或昏睡。
而布托总理,在两年后被政变军人政府杀害。
1976年的夏天似乎特别酷热。
7月15日,新华社通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享年90岁。朱德元帅与毛泽东从50年前的井冈山割据时即共同奋斗,长期“朱毛”并称,被尊为红军总司令。
1949年以后,朱德逐步淡出政治核心,但他在军内、党内仍有广泛影响。他的逝世,使老干部们又失去了一座具象征意义的靠山。
当时社会上还传言,朱德在逝前身体一直很好,只因吃了几块生黄瓜,闹肚子,住进医院反而恶化了,几天后即去世。
故有人怀疑朱是被人谋害的。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市发生了毁灭性的7.8级大地震,十几分钟内数次大震波,将百年工业名城唐山夷为平地,被完全毁灭,经济损失以百亿计。
地震导致唐山24万人死亡,70万人受伤致残。唐山地震幸存者中有四千多名儿童成为了孤儿,当时中央动员各地家庭领养。
9月9日,我正在三哥当知青的绵竹齐天公社玩。午饭后打开收音机,里面说3点有重要广播,果然到时里面就开始播放哀乐,原来是毛泽东逝世了!
消息很突然,因为多年来广大民众一直在喊“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之前谁都没做好毛主席也会死的思想准备,也就很慌乱,觉得这个世界就要完蛋。
9月11日开始至9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百姓瞻仰毛主席的遗体,哭声一片;广播也停止播放娱乐节目,哀乐《烈士魂》响彻中国大地。
成都这边也设了很多灵堂,供大家祭奠。
十天后的9月18日,10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开毛的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全国民众都被组织集体收听收看。
记忆里,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很浓重,至少有三分之一听不懂。
王洪文主持能力也不到家,主要是表现在三鞠躬节奏的掌握上。
那天,他在广播里喊了一鞠躬之后,好长时间都没动静,我们就只好自行掌握鞠完了三个躬。可没想到第三躬鞠完还没直起腰杆,王洪文又说开始二鞠躬,弄得我们一共给毛主席鞠躬了五次。
毛主席的去世让人不安,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假如毛泽东当时在重病、说话不清,时有昏迷的状况下如果再多活个三、两年,那四人帮一伙必定会借毛之名打倒、谋害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最终夺权成功。
想想,倘若四人帮一伙真的夺权成功,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四人帮必将会做出更多不顾百姓死活的极左决定。也就很难会有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也就很难有机会融入世界,也许我们至今仍在票证时代中生活。
这种情景让人后怕。
毛主席走了没多久,就到了10月1日国庆节。
媒体报道中央领导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群众代表开座谈会,出面的是华国锋、江青和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头版上登出的照片中,江青坐在中间,华国锋和姚文元坐在左右两边,显得十分耀眼。
10月5日晚,有哥老倌说红照壁一墙上贴有标语:“打倒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小集团!”,让我和他骑车赶紧去看一下。
经过人民南路广场时,见许多民众聚在一起看标语,凑上前去,见内容是:“热烈祝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
顿时热血沸腾,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油然而生。
晚上回到家,我兴奋地向母亲和哥哥说四人帮被抓的标语之事,二哥说都知道了。母亲微笑着说:“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10月7日,中央各媒体正式公布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宣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推举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泽东全集。
为此,北京还举行了百万人的庆祝大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在天安门城楼上齐齐亮像。
人们用三公一母的螃蟹来比喻四人帮,粉碎四人帮被称作是“十月的胜利”。那时,广大人民确实都有一种被解放的愉快心情,沉闷空气为之一扫。
1976年秋天之前的中国,经济停滞,濒于崩溃,百姓生活普遍贫苦落后。这一切,促使高层和草根阶层都开始反思中国的政治现实,聚集了求变的广泛社会心理。这就为1977年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职,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也才有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
也才有了今日中国。
1976年,至今已过去四十四多年了,它是难忘的。
回忆那年发生的那些事件,许多事情依然是一幕幕地历历在目,让人激动。
我今天把它们简要的写下来,以为纪念。
纪念难忘的1976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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