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 江 精
水 山 品
流 文 散
年 学 文
一九七零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从春天起，像刀子一样的寒风就刮在我上学的路上，每当风大时，我就系紧棉帽，统着双手，背过身去，倒退着慢慢走。我的双手、双脚每年都生冻疮，母亲就给我涂上冻疮膏，在火炉上反复烘烤，痛的钻心。 北方有一句老话“春风吹破琉璃瓦”，这算是北方春天风大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铁证了。记得我读过一篇文章，里面说北方没有春天，一场一场的寒风从冬天一直刮到夏天，夏天是突然来到的。我疑惑了，难道我从小就没有感受过春天？ 后来我知道，华北地区由于地貌的原因，季风猛烈，春天干燥多风，而且还有沙尘暴，所以刚乍暖又还寒，春未到花也迟开。据科学研究，黄土高原细细的黄土，就是亿万年的沙尘暴中的微粒沉降积累起来的，我居住的黄土高原就是没有春天的沙尘馈赠。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我，是没有任何理由来抱怨寒风中的春天、沙土漫天的春天，因为我就是受黄土地的恩惠生出的种子，即使没有春天，我也要发芽成长。 一九七零年的夏天终于到了。我们却要离开这个城市了，那年我十四岁。 那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那雨一下就是几天几夜，这几天全家人都在打包行李，所有的家具都用草绳缠啊缠啊，生怕碰坏了。窗外的雨水打在玻璃上叭嗒、叭嗒的声音一直不断，更增添了烦心的情绪。到火车站托运行李的当天雨居然停了，老天也为我们的离开提供了方便。机关来了一辆带挂斗的卡车，把家里所有的家具、被褥和日用杂物都拉到火车站托运走了，只留了随身带的在火车上需要的用品和食物。当晚全家人就借宿在邻居家，他们也快要离开省城了，到时候他们会借宿在哪里呢？ 第二天中午太阳依旧高挂在天空，是个好天气。 下午两点全家人就到机关大院的门口要乘坐卡车去火车站，机关大院的门口已有许多人在那里等着，各机关的卡车也都在这里集合待命。一些人在低声的交流，一些人走来走去，场面乱中有序。有人在指挥着各机关的人员和车辆调度，在不长时间的等待中，终于轮到我们家上车了，全家人都爬上卡车，和许多人一起站在车厢里，直到车上已站满了人。卡车车厢两边的护栏不高，没有安装加高马槽，站在卡车边上一定要小心点，不然车一转弯真要把人摔下来。那年头不论干什么事都是用卡车拉人，坐卡车都成了习惯。现在的卡车都是装货的，不像当年是人货通装，一方面是那时生产力低下，拉人的轿车少。另一方面那时的人不值钱，就像货一样的被统一拉来拉去，人们都习惯了，有怨言也不敢说。那时树起的青年英雄是为救公社的一只羊，生产队的一根木头，而壮烈牺牲，实在感人。我那时也想自己遇到那样的事，也去当英雄。有人就是为了当英雄而放火再救火，那年头人性的异化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当所有的车都装满人的时候，天突然就又下起了小雨，就这样一辆辆卡车浩浩荡荡，沿着宽阔的十里长街，冒雨把许多人家都拉到火车站。到了车站雨更大了，就这样全家人在大雨中仓惶的上了一列专用火车。这雨下下停停，一直下了三天，火车冒着大雨一直把我们拉到了遥远的第二故乡。六年后，我才重新走回到这条宽阔的大街上，没走几步，腿都发软。 遥远的第二故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村庄，在殷商时代这里是微子国都，距今已有3200多年的历史，当地有微子和有比干的地名和传说。微子和比干是殷商时代的侯相，这里的老乡们讲起微子和比干的传说故事，不但是神乎其神，而且还信誓旦旦。我们全家就要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扎根农村，插队落户了。看着这荒凉的土地，走在长满杂草弯延曲折的沟壑中，体味着甚为贫穷的农村现状，我幼小的英雄情结就凉了一半，开始有了一点微小的思考。那个时代是不准自己有思想的，别人都替你思考了，你只需要爬上给“你”预备的“卡车”，就会把你拉到让你去的地方，就像现在的我。 大队给我家安排住在沟底的一间土窑洞里，土窑洞的新鲜感让我一直怀念，那是我求知的年代，只要是不一样，就让我每每激动，那时我是常常激动，新鲜的东西太多了，一天到晚像个傻子一样看这问那。每天清晨天不亮我和社员们一起上工，先要下到沟底，然后爬到对面的沟顶，再到沟对面五里外去上地。去的路上是人影在微亮的晨光中匆匆的晃动，回来时是夕阳下的惬意，人们说说笑笑，赶着牛、骡子，还有羊，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图景。 我们这里是二队，沟对面是一队。幸亏沟不深，不然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歌谣诞生地了。在一天在劳动中，我遇到了一队的一个小女孩，比我小两岁，她的名字叫彩霞。彩霞是我在这村里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了，大大的眼睛，和人说话的时候声音不高，温柔腼腆，听说她已许配给当地副县长的儿子，她的母亲是副县长老婆的妹妹，当地有结娃娃亲的习俗。 那年我十四岁，彩霞十二岁。我从县城中学放假回村劳动，参加秋收。那是一天的上午，一队和二队在一起劳动，这是我在农村劳动中唯一的一次两个队合在一起干活。上天就这样安排，因此我才能看到彩霞。 她和两个小女孩一起溜玉米。今天我的任务也是溜玉米。溜玉米就是把大人采完的玉米地，再看一遍，把遗漏的、没长成的小玉米摘下来，放在一堆。这是一个轻松的活，就是让小孩干的。我至今想不起来那时的人们都穿什么衣服，好像大家都差不多，身上都有真补丁，不像现在趴在街头胖胖的乞讨的男女，身上的衣服是道具，都是假补丁，补的位置就不对，我懂。但彩霞穿的衣服我永远记得，那是一件大红色的灯芯绒上衣，在晨光下，映衬着她姣好的小脸，暖暖的，亲亲的，让人爱怜。
我们的到来，对这个偏僻的村庄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为这些插队干部的身份扑朔迷离，关于为何下放到这个村子里，说法不一。一般农民都认为是犯了错误，是来劳动改造的。为此，大队的干部一再给农民讲解，这些人是响应号召来农村插队落户，劳动锻炼的，不是犯了错误，你们不要歧视人家。但农民还是认为这些人就是犯了错误，不然为何从省城来到农村。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感到有关注的目光在不时晃动，很难想像这些陌生目光下的人们内心活动。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消失，我一天天走向被遗忘的时光，慢慢就会像角落里的一袋垃圾，迟早再被装上卡车运走。
但是我作为一个城里来的孩子，在彩霞和这两个孩子的眼里还是充满了神秘。她们用一点也不掩饰的眼光打量着我，互相交换着眼色。我也一边干活，一边偷偷的打量着这三个女孩。可以看出彩霞是她们中大一点的小孩，比那两个面色健康。 我问她们：“你们是一队的？”她们说：“是。”我再问：“你们家在哪住呢？”一个瘦一些的小女孩一边指着彩霞一边说：“你看那个房子就是她家的，我俩家和她家的房子挨着呢。”我顺着这小女孩的手指的方向望去，在离村口不远有一排院落，其中第三个院子看着就比其它院子大，房子也整齐。 我问彩霞：“那就是你家的房子？”她点点头。另外一个瘦小的女孩骄傲地说：“彩霞是副县长家的儿媳妇呢。”我有点诧异，问道：“你这么小就结婚了？”那两个小女孩抢着说：“不是，是和副县长家的儿子定亲了，副县长的老婆是彩霞的大姨。”我仔细看着彩霞，这个小女孩确实好看，不胖不瘦，一看就是家境不错的小孩。这些孩子说起婚嫁之事一点也不难为情，就好像说这个玉米大，那个玉米小一样自然。 彩霞问我：“听说你是从省里来的。” 我说：“是。” “怎么来的呢？” “是坐火车。” “什么是火车呢？” “火车就是和房子一样，里面有座位，可以坐，也可以躺。许多像房子一样的车厢连在一起，有一个火车头拉着跑。” “火车头是啥样子的？” 我就画给她们看，她惊奇的说：“你还会画画？画的真好啊。”我说我还会画人呢。旁边的小女孩说：“你画个彩霞吧，她可好看呢，她是副县长的儿媳妇呢。”她们反复强调这件事，一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 我说：“你们这里的小孩这么早就定婚啊。” 她们说：“是了，我们这儿是家里有钱的早准备，家里没钱的现准备。彩霞她妈给她准备的嫁妆都在炕柜里放着呢。” “是什么嫁妆呢？” “都是新里新面新棉花的被子，褥子。有一次我们在她家，她妈给别人看，那被面是大红绸缎的，可好看呢，还是让人从省城捎回来的，我想摸一下，大人不让。” 这时我们把溜到的玉米从筐子里倒在一堆，然后把外观整齐的玉米放在一起，把歪斜缺粒残损的玉米放在一边，那是准备喂牲口的。我一边用随身带着小刀在地上挖着土玩，一边和这三个小女孩说话。彩霞说：“我家也有一个像刀一样的东西，比你拿的这个小，是铜的，和你这把刀一样，刀尖缺了一个角，是我在一个山洞口捡的。” 我说：“我这把刀是在旧货摊上花八分钱买的，买的时候刀尖上就缺了一个角。” “你会画画，你是和谁学的呢？”彩霞问我。 我看着彩霞大大的眼睛轻声说：“我是自己学的。” 彩霞把手里的小玉米放下又拿起来，若有所思的说：“城里人的脑子好，啥也知道。” 我一边学着彩霞把不同的玉米分开堆，一边说：“我就不会干农活，你们多大就学会干了？” “我也不知道是多大学会的干活，我们生下来就会干了吧。”彩霞笑着说道。 “生下来就会干？”我疑惑了。 旁边的瘦小的女孩说：“你画个彩霞吧，她可好看呢。” 我答道：“今天不行，明天吧。” “为啥？” “今天没带纸和笔，需要一种专门画素描的纸，还需要好几只铅笔。” “为啥要好几只铅笔呢？” “铅笔的深浅不一样，画深的用深的，画浅的用浅的。” “铅笔还分深浅啊？” “不是你们用的那种学生铅笔，是画画专门用的中华牌铅笔，比学生铅笔贵。” “没见过，哪天你拿来我们看看。” “行。我明天就拿来，让你们看看，这种铅笔在省里只有一个地方卖，是一个文具专卖店，里面有各种画画的纸和笔，还有调料盒、画板、画架子。” “啥是画架子呢？” “就是画画时放画板的架子。” “你有吗？” “我没有，画架子太贵，买不起。我就是把画板放在椅子上画，前面正好放铅笔和橡皮，橡皮也不是普通橡皮，是绘图橡皮，也是在那个文具店才能买到。” 我接着对彩霞说：“明天我不上工了，带上纸笔来给你画，你能不上工吗？” “明天上午吧。明天上午吃完饭后，到后沟的那个山洞口那里画吧，我们都去，那里大人们不去。” “后沟的那个山洞在哪呢？” “明天你过来我们领你去。” 第二天，我和她们三个小女孩一起到了后沟那个山洞，那个山洞在后沟的半沟腰，顺着小路就到了，坐在洞口边的土坡上可以看到沟对面的枣树林。我问这些枣树是谁家的，她们说谁家的也不是，就是自己长出来的，秋天了谁想吃谁就去打些枣，那些枣一打下来就往沟底滚，捡不上几个，一般没人打。这些长在沟坡的野枣树，尽管在偏僻贫瘠的杂土中乱长，倒也享受的自然生长的优待，一般没人去打扰，在荒沟里也是一道舒心养目的风景，或者说这就是野枣树的天堂。 我问她们这个洞里有狼吗？ 她们说没有。 “你们怎么知道没有？” “以前大人们进去过，里面黑乎乎的，啥也没有。” 我试探着走进洞去，走了不远，就黑的啥也看不见了，心就咚咚咚的跳，我就不敢再往前走了，赶紧走出了山洞。彩霞说她那把小铜刀就是在洞里不远的地方捡的，说着就拿出来让我看看。我一看有两寸长，窄窄的，上面还有图案，就是刀尖断了一个小角。 我看完要还给彩霞，她说：“给了你吧。” “给了我？给了我你不是没有了吗？” “没用，我拿它没用，给你吧。” “我给你个啥呀？” “你给画个我吧。” “好。” 那天上午，我在后沟的山洞口，在那几个小女孩的面前就画了一个彩霞。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认真的端详着一个女孩，忽然感到这个小女孩是上天派来的仙女，就像我读过的童话故事里的小仙子。即使我是十几岁的少年，许许多多的苦闷忧郁还是在心里不断滋长。此时的我忽然间好像长大了，一种伊典园的梦想在心里升腾着着——这个世界就我和彩霞多好啊，就像那些野枣树，无论风霜雨雪，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再看看彩霞的眼睛是多温暖啊，似乎一直在和我说话，说不完的话。一种异性特别的美好，在我心里泛起了纯美无暇的粼粼波动。 那天真的有一片绚丽的彩霞出现在彩霞的身后，一种圣景让人神迷心乱。当我把那张画给了彩霞后，我看出她眼中闪动着让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喜悦，她的眼睛告诉我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就像我心里想的一样。 后来父亲看到彩霞给我的那把小刀，问我从哪来的？我说是一个小孩给我的。父亲说这是一个刀币，是个古董，让我还回去，我就还给了彩霞。
后来开学了，我又回到县城去上学，县城离村里有十五里路，我就住在学校。那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是各村来的，大家都住校，只有几个军代表的孩子不住校，他（她）们的父亲在这个县城当革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等等，是这个县城的高干了。学校和县委就共用着一堵墙，他（她）们就住在学校旁边，因此就不用住校。这些军代表家的孩子们都穿着军装上学，军装在那时候可是最时髦的衣服了，而且这些人都说的普通话，身材高大，文明有礼，一旦受到别人的帮助，就会说声谢谢！但我听到一位农村的男同学说：“别看他（她）们有礼貌，说‘谢谢’其实是显示他（她）们高贵有教养，是一种变相的歧视我们。”此言一出，一些同学颇为认同。我至今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因为我越想越糊涂，这仿佛是人类各种冲突的最初动因，让人彷徨。听说他们以前在北京住，后来这些人的父母们都转业在当地，成了政府官员，我的这些军队子弟同学都没考上大学，都在县城里机关工作，他们之间互通结婚生子，过了他们认为的安逸生活。 不过也有两个县城里住的普通市民的孩子，他们就必须要住校，因为学校是半军事化管理，早晨要出操跑步，排队按班到学生食堂打饭，晚上还必须上晚自习到十点。这两个男孩和我住在一个通铺上，一个挨着我睡，一个和我隔了三个人。我记得父亲告诉我说：“出门要靠墙睡。”这可能是古训，大概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在外住驿站的经验总结，夜晚睡觉只需防备一面就可以了。所以我在学校一直是靠墙睡，并且还有一把缺了一个角的小刀护身，很有侠客遗风。那个挨我睡的同学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家住在城关，是那里建国以来的第一个高中生，他兴奋地说：“他们那里有一个老秀才说要在以前，他也是秀才了。”我们宿舍里有两排通铺，一排通铺睡十个人，从此，我身上的虱子就没断过，而且越来越多。星期天回家母亲就给我清理衣服上的小动物，因为太多，干脆就烧开水直接烫死。那时候我们的班长上课就从身上抓虱子，抓到就塞到桌缝里，塞满了就用钢笔尖一下一下的扎死，把旁边的女生恶心的要吐。这个班长学习并不好，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好，父亲是公社书记，才被老师任命的。 我很少和班长说话，他也不理我，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个坏蛋，平日里吊儿郎当，一副老大的嘴脸，一有事就撇着嘴眯着眼傻傻的冷笑，瞧着就瘆人。有一次班里登记什么事情，我说我不参加，他狞笑着在几个跟班的面前，在我的名字上狠狠的反复描了个重重的叉，一般公安局枪毙犯人或斗争地富反坏右才在名字上打叉。我假装没看见，扭头就走了，不能给自己惹事。因为我会画画，出黑板报就成了我从小学到参加工作的专项。每当我出黑板报时，就是一件让我快乐的事。我站在长条凳子上，一边画，一边写，后面黑压压的站了一群人在看，居然还有几个老师，真让我心情激动。出黑板报要设计版面，选择文章，甚至自己要写，还要选择与之相配的图案，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后来省报社向全国招聘编采记者，我一举考了第一名，这和我从小就出黑板报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第二年国家开始招工了，所有的插队干部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去当工人。为此，我还在大队把户口改大了一岁，因为国家规定十六岁才可以参加工作。我参加过几个单位的招工面试，体检，都没有被录取。主要这是一件大事，是鲤鱼跳龙门的头等大事，各种关系都要用到，我们没关系，只能是听说来一个招工的就去报名。快到了年底了，终于有一个小工厂录取了我。 那天我一共接到村里供销社，邮局，公社三个地方的人来我家通知我，我被录取了。我们这个村里就这三部电话，县劳动局的负责人怕耽误了我的大事，就给这三个地方分别打了电话，让他们一定通知到我。顺便说一下，那时县里、村里的电话都是那种手摇的电话，就像是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时的电话，我在这里刚见到这种电话时，那是相当震惊，就是现在的那个新词——有穿越的感觉。 离一九七二年的元旦就剩五天了，父亲回来说：明天有一台拖拉机要到离我们这里六十里的城里办事，和他们说好了，拉我和你去那里，然后送你到即将工作的工厂报到。 我急忙跑到沟对面，找了半天才找到彩霞，告诉她我明天早晨就要进城里工作了。 早晨天一亮，我和父亲就背着为我带着的行李，到大队部门口上了那台要进城的拖拉机，坐在颠簸的车斗里，我心事重重，想着昨天下午对彩霞说我明天要到城里上班了，以后再看到你不知道是哪天了。彩霞说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回家一趟。一会儿她跑了出来，到了我跟前说：把这把小刀送你作个留念吧，以后也许我会到城里去看你。那把小刀在傍晚彩霞的映照下泛着点点金光，这分明是一把错金刀。 拖拉机拐上了石桥，再往前就是彩霞家的那个路口了，我都能看到彩霞家的房子了，突然我看到在天地灰蒙的视野里有一团红光在闪动，聚睛细看，是一个小小的身影在路口的小树旁边站着，那不是彩霞吗？我的眼睛呆呆地看着，碍于父亲在旁边，我连手都不敢挥一下，就这样眼睁睁看着。 彩霞的身影越来越小，这时天空忽然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硕大的雪花很快就挡住了我的视线，落满了我满身满脸…… 在这雪花飘落的早晨，我离开了这个小镇。 那个缺了一个角的错金刀，至今仍在书柜的一个小盒子里放着。在它的旁边有一枚贝币，那是后来我在省报社工作时，到山村采访，用那把缺了角的小刀在山崖边挖到的，一起挖到的还有绳纹陶器的残片。 …… 我一直记得彩霞对我悄悄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就我和你两个人多好啊。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彩霞。
【编者按】我把这篇散文视作是个人的心灵史。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回忆的岁月，作者通过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段往事，把那年许许多多的事件，许许多多的见闻，许许多多的感触，都放在一个时空交叉叙述。将那个非常时期的综合特征，用一种看似白描的手法简单地表现出来，让读者轻松进入阅读状态。然而读完后会发现其实作者是有思想设计的，通过一系列描述，将人性中的善恶美丑在特殊年代的特殊表现，生动地展现出来；将复杂的人性在特殊年代对美好追求的愿望，对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展示出来；将一种萦绕在心头的世事沧桑，过往云烟，纯美记忆，用平静的叙述慢慢地铺满岁月泛黄的纸笺，用故事展示那年那月曾经的美好，还有其它。《雪花飘落的早晨》是一种深切的隐喻，当我们品读作者的文字，回望那个年代里发生的种种事，所遇见的那些如同雪一般纯简素朴的人，便会觉得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都是为了心中期待的那一天的到来，作者的这篇散文用文体的交叉互补和语言的多变性去达到叙述空间的多重性。生命的衍生，记忆的回放，周而复始的隐痛，以及个人的经验在散文中得以真实的交织，于是便有了这篇《雪花飘落的早晨》。我们在文中看到了一种无限深远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精神，表现在散文写作时，是以蔓生的形式生长和攀爬的，可以无所定向，实则却是散文的气血，不可缺之。《雪花飘落的早晨》在另一种更高层面的表现中，也可以视作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行动短语，它的指向也具有多重性——岁月，心灵，记忆甚至是救赎，这是属于作者的精神节点。散文内容厚实，意蕴深刻，运用多维的表现手法，令文本更为饱满，丰沛，佳作，倾情推荐！【编辑：纷飞的雪】
优秀作者
策马南山
策马南山，上世纪丙申年生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专业，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余年。省级电视台编辑、记者。曾担任：播出导演、美术总编、编导、摄像、撰稿、制片、栏目主编、译制片导演。作品多次获国家奖，并向海外播出。喜欢考古、文史、天文、地理、音乐、美术、读书、烹调、茶道、对各宗教有所研究，最不济就是文学了，算是文学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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